《简·爱》与《呼啸山庄》

作者:弗吉妮娅·伍尔芙

距夏洛蒂·勃朗特诞生已有百年之久,这位现今为众多传奇、虔诚与文字所围绕的女性却只活了三十九个年头。这一猜想令人心驰神往:如果她的寿命达到了一般人类的长度,那些传奇又将有何不同?她也许会像她那些著名的同时代人一样,成为在伦敦或别处频繁露面的名流,成为无数画作与轶事的主题,成为许多小说乃至几部回忆录的作者,在我们对她中年时建立的显赫声名的追忆中抽身离群。她也许会生活富裕,事业顺遂。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思及她,必将想象一位现代世界的失路之人,必将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位于约克郡旷野上的一座偏远的牧师住宅。在那座宅邸里、在那片荒原上,她孤苦伶仃,永远地留在了贫穷与赞誉之中。

这些境况既然影响了她的性格,想必也在她的作品中留下了蛛丝马迹。我们想,一位小说家要构筑其框架,必须采用一些难以经久的材料,以增添实感为始,以阻手碍脚为终。当我们再次翻阅《简·爱》时,难抑心中怀疑:她的想象世界是否已然陈旧,凝滞在维多利亚中期,像旷野上那座牧师住宅一般过时,只有好事者才会拜访,又只有虔诚者才会保护?怀着此种心态,我们打开了《简·爱》,随后心中疑虑在两页之间便被一扫而光。

猩红色幕帘层层叠叠,挡住了我右侧的视线;左侧是几扇明净的玻璃窗,它保护着我,却没能使我与阴惨的十一月天色相隔绝。翻阅书页期间,我不时抬头审视这个冬天午后的景象。远处,一片灰蒙蒙的雾霭;近前,一片湿漉漉的草地与被风吹雨打的灌木,连绵不绝的雨丝在经久哀嚎的狂风中远远飘散。

没有什么比旷野本身更加易逝,也没有什么比“经久哀嚎的狂风”更加容易被风尚的摇摆所支配。这种短暂的兴奋亦如是。它催促我们通读全书,不容我们有时间去思考,也不容我们的眼睛从书页上挪开。我们如此投入,以至于如果有人在房间里走动,我们都认为它发生在约克郡,而不在此处。作者牵住我们的手,强迫我们沿她的路径前行,见她所见,绝不允许我们独处片刻,或将她抛到脑后。最后,我们便沉溺于夏洛蒂·勃朗特的才华、激烈与义愤之中。与众不同的面庞,轮廓锐利和长相乖张的人物,在我们面前一一闪现;但托她的眼,我们才得以一见。一旦她离去,他们便无处可寻。想到罗彻斯特的时候,我们必然想起简·爱。想到旷野,我们也不得不想起简·爱。甚至于想到客厅,那“如同覆盖着鲜艳花环的白色地毯”,那“浅白色的帕里安炉台”上装的“宝石红色”波西米亚玻璃与“雪与火的混合色彩”——抛开简·爱,一切又算什么呢?

简·爱的缺点是不难寻找的。总是做家庭教师,总是坠入情网,这在一个人们毕竟并不非此即彼的世界里是个严重的局限。与之相比,简·奥斯汀和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们形形色色。他们活跃且复杂,向众多不同的人物施加影响,而这些人又映照出他们。不论他们的创造者是否瞩目,他们四处游走;对于我们,他们生存的世界好似一个独立的天地,一旦经他们形成,我们也可前去参观。从个性的强力与视野的狭窄来看,托马斯·哈代与夏洛蒂·勃朗特最为相似。但两人的差别也是巨大的。当我们阅读《无名的裘德》时,我们并不急于冲到结局,而是陷入沉思,生出一大串离题的念头,在这些自身毫无自觉的角色周围制造出一种质疑与讽谏的氛围。尽管他们是一些淳朴的农民,我们却被迫以事关重大的命数与疑问与他们对峙,因此,那些无名的小人物时常好似哈代的小说中最重要的角色。这种本事和推理性的好奇心,在夏洛蒂·勃朗特身上了无踪迹。她并不尝试解决人生的问题,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她的所有力量——因为受缚而越发狂暴——都被投入一种宣陈之中:“我爱”,“我恨”,“我受苦”。

因为,凡是自我中心、自我限制的作家,都有一种那些更广阔、更宽容的作家所不具备的力量。他们的印象,被他们狭隘的墙壁而紧紧挤压、深深烙印。出自他们头脑的意念无一不打上了他们自己的标记。他们向其他作家所学甚微,对他们所采纳的部分亦无法同化。看来,哈代与夏洛蒂·勃朗特都在一种僵硬而端庄的新闻体之上建立了他们的风格。他们的散文风格是尴尬有余而灵活有欠的。然而,通过推敲每一个想法直至措辞向其臣服,这种艰苦的努力和最倔强的诚恳共同为自己锻造出一种与他们的整体思想严丝合缝的散文,此外,自有其美感、力量和敏捷。至少,夏洛蒂·勃朗特从未受益于广泛的阅读。她没有习得专业作家的行文流畅或进退自如的能力。“我永远无法在一场强力、周全而优雅的交谈中安之若素,不论对方是男是女,”她写道,正如任何一份地方报刊的社论作者会说的那样;但接下来,她便恢复了她那怒火冲天和急不可耐的声音,“直到我穿越了传统守则的外围工事,跨越了自信的门槛,并在他们内心的炉火旁获得一席之地。”正是在这个位置她找到了她的位置,也正是心火那间歇的红色光辉照亮了她的书页。换句话说,我们阅读夏洛蒂·勃朗特,不是为了对角色的精细观察——她的角色们是活跃而粗糙的;也不是为了喜剧色彩——她的基调是阴沉而粗砺的;更不是为了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她的见解不过是一位乡村牧师之女的;而是为了她的诗意。或许所有像她一样个性强烈的作者都是如此,也因此,正如我们在生活中常说的,他们只消敞开心扉便能为人所知。他们身上有一种桀骜不羁的凶猛,与事物的既有秩序持续作战,这使他们更愿意即刻创作,而非耐心观察。正是这种热情抗拒了半半拉拉,克服了次要障碍,飞跃了常人琐事,与他们那难以分析的激情为伍。这使得他们成为诗人,即令他们想写散文,也不愿受约束。因此,艾米莉与夏洛蒂总是求助于大自然。他们都感到,需要一种比文字和动作的传达更有力的符号,来表达人性中许许多多沉睡的激情。夏洛蒂最好的小说《维莱特》便是以对一场风暴的描写来结尾的:“苍穹低垂,阴霾密布——一艘沉船自西天驶来;云朵变幻出千奇百怪的形状。”这样,她藉由自然,将那些不然便无可名状的心情诠释出来。不过,两姐妹观察自然,并不若多萝西·华兹华斯那样细致入微;描绘自然,也不像丁尼生那样纤毫毕现。她们抓住的只是大地上那些接近她们切身体会到的或转嫁给角色的方面,因此,她们的风暴、荒原和宜人的夏日时空,并不是用来装点乏味的文章页面的,也不是用来炫耀作者的观察能力的,而是用来寄托感情、彰显书本意义的。

一本书的意义往往不在于发生了什么事或说了什么话,而在于作者眼中的事物与其本身之间的关联,因千差万别而难以把握。当作者像勃朗特姐妹那样富有诗人气质时,他的意图与语言密不可分,且只是一种心情而非细致的观察,那么把握意义便尤为困难了。《呼啸山庄》比《简·爱》更令人费解,因为艾米莉乃是一位比夏洛蒂更伟大的诗人。当夏洛蒂写作时,她总是以雄辩、光辉而激动的口吻说道:“我爱”,“我恨”,“我受苦”。她的体验,虽然更为激烈,却仍然和我们处于同一位面。但《呼啸山庄》中没有“我”,没有家庭教师,也没有主人;有爱,却不是男女之爱。艾米莉的灵感来源于更普世的概念。驱使她创作的冲动并不是她自己所受的痛苦和伤害。她放眼身外,只见一个四分五裂、混沌无序的世界,并自觉体内有一种力量,能将其在一部书里粘合。那种雄心壮志贯穿全书——一场搏斗,百受阻挠,却信心百倍,要通过她的角色们的嘴巴叙说的,不仅仅是“我爱”或“我恨”,而是“我们,全人类”,“你们,永恒的力量……”句子意犹未尽。情况如此,并不奇怪;令人称奇的是,她竟然能使我们感觉到她心中想说的话。它从凯瑟琳·恩肖只说了一半的台词中涌现了出来:“如果别的一切都消逝了而他留存下来,我就还能活下去;如果别的一切依旧而他被毁灭了,这世界对我而言便全然陌生,我似乎也不再是它的一部分。”它在死者面前再一次喷薄而出:“我看见了那种不论人间还是地狱都无法破坏的安息,我也感受到了那种对无穷尽亦无阴影的来世的安定——他们所进入的永恒——那里的生命无限长久,爱情无限和谐,欢乐无限圆满。”正是这种对人性下潜伏的力量并将其升华到崇高境界的暗示,赋予了这本书在其他小说中超然的地位。但是对于艾米莉·勃朗特而言,写几行诗句、发几声呼叫、表达一种信念,自然是不够的。在她的诗歌中,她一度将这一切付诸实际,而她的诗歌也许会比她的小说更久为流传。不过,她不仅是诗人,也是小说家。想必她一定为自己选中了一件更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她必须直面形形色色的生存状态,把握外部事物的机制,将农场和房舍以可识别的外观建造起来,并将独立存在于她身外的男男女女们的言论记录下来。因此,我们得以抵达感情的巅峰,不是因为喧嚣和狂欢,而是因为听见了一个在树枝上摇晃的女孩对自己哼唱的老歌,看见了荒原上的羊群啃食草皮,听见了柔风在草地上呼吸。农场上的人生同其所有的荒诞无稽与匪夷所思都在我们面前展开。我们有充分的机会将呼啸山庄和一个真实的农场进行比对,将希斯克利夫和一个真正的男人进行比对。我们也可以问,这些与我们自身所见天差地别的男女又如何能体现出真实、洞见和幽微之处呢?但即便如此发问,我们仍能从希斯克利夫身上,看到一位只有天才姊妹才能识别出的兄弟;我们可以说他是不可能存在的,然而,在文学领域,没有少年更比他更加存在感鲜明。两位凯瑟琳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说绝对没有女人会有她们那样的言行举止,她们却仍然是英国小说中最可爱的女人。她仿佛把我们所知的人类特征撕了个粉碎,并向这些无法辨认的碎片注入一股使他们超越现实的生命之风。这是一种最为罕见的本领,将生命从其赖以生存的事实中解脱出来;寥寥几笔,便点缀出一副面貌的精魄,无须为其绘制肢体;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片荒原,风声飒飒,雷鸣隆隆。

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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