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哈特·沃尔特克斯伏法已有三十八年之久。在此之前，他是英格兰及威尔士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首席法官，提前锁定了下一任印度总督和外交大臣的职位，被视为首相或反对党领袖的最佳人选，时为威尔士亲王的爱德华七世已准备在继位后将其从终身贵族提升为世袭贵族——至少是子爵，很可能是侯爵。更早之前，他是美国银行家和歌剧女演员的私生子，随母亲改嫁英国的名流演员兼制作人，被后者送入伊顿公学来争取踏足政坛、跃身贵族的机会。沃尔特克斯不负重望，在剑桥大学主修地质学的同时，以出众的口才和形象成为了联合会的主席，受到第五代新堡公爵和第八代莱茵兰公爵的招徕，最终在下议院和刑事法律界之间选择了后者。

回顾沃尔特克斯从一文不名的私生子变为权倾朝野的政治家的生涯，第九代莱茵兰公爵克里姆特·班吉克斯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班吉克斯家族在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共治时期由于战功彪炳而两次受封公爵。同来自荷兰的君主一样，这一家人也是舶来品。据记载，他们是神圣罗马帝国的行宫伯爵，原始领地位于莱茵河西岸，位于约克郡的宅邸故而沿用了德国境内的一个地名。不同于威灵顿公爵，莱茵兰公爵的后裔快速适应了从军事家到政治家的转换，克里姆特的数位先人作为财政大臣、大法官或首相政绩卓著，包括平息南海泡沫、镇压詹党叛乱、废除奴隶贸易、主持议会改革、发动海外扩张，是奠定了君主立宪和帝国主义的中流砥柱。克里姆特本人擅于骑猎、剑术高超，以古典学一等学位从牛津大学毕业，又以十年执业经验获选王室法律顾问，被任命为财政事务律师、首席检察官兼公诉主任。

在相近年龄取得类似成就的人屈指可数。然而，这位被诸多传奇环绕的男人只活了三十三个年头，还来不及创下媲美祖辈的建树，所以除了显赫家世和滔天罪行之外，他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身份仍然是沃尔特克斯的情人。沃尔特克斯亲口承认他们的关系“远超柏拉图模式的范畴”；有知情者透露，克里姆特对那些“说好听一点是情趣，说难听一点是虐待”的把戏“甘之如饴，即便一开始不情不愿”，而沃尔特克斯对此“心知肚明”。两人因此成为了推崇现代主义的传记作家们偏爱的题材。在摆脱了守口如瓶的家臣角色之后，今天的传记更倾向于有选择地组合原始材料，爆料描写对象的一生中那些“暧昧的阴暗角落”——最好是性丑闻——让“有意味的形式¹”照亮从前连篇累牍的平铺直叙。

可见本书的目的不是治丧，在他们的身后添上又一部歌功颂德的挽歌，而是以点带面，用两个代表性人物折射维多利亚时期的余晖。治史的要义早已不再是面面俱到——实际上，古往今来那些以卷帙浩繁的全景式著作闻名的历史学家，从修昔底德到吉本，都或多或少地受益于耳力的闭塞和视野的狭窄——这在信息的更新日渐专精、传递日渐灵通、保存日渐长久的当下是海克力斯的任务，和成为博物学家的梦想一样越发不切实际。沃尔特克斯和克里姆特之所以典型，是因为他们分别是那个新旧思潮碰撞的年代的两支主要力量的产物。他们的悲剧结局更是具体地展现了赫胥黎的判断，即现代科学和古典人文应当齐头并进，顾此失彼的教育会造成心智的扭曲²。

对于这桩案件的前因后果，已有数位法庭书记员和报刊记者做了忠正的记录，我在此不再赘述。坊间有公论，沃尔特克斯和克里姆特的关系不能被简化为胁迫和被胁迫，为本就被炙烤得油脂四溢的床笫之私添加了辛辣的佐料。女王诉班吉克斯案见诸报端之后，克里姆特尚在人世的长辈如舅父桥水公爵和岳父巴斯克维尔伯爵，起初还严正抗议，后来也学会了保持沉默。

实际的人认为他们的肉体关系是出于利益的权衡：在拉布谢尔修正案大行其道的年代，如果要从鸡奸共犯和谋杀共犯之间二择其一，任何一个理智得足以意识到建立这种双向的信任和牵制的必要性的人，都会选择代价较轻的前者。何况，克里姆特以容姿炫目闻名，沃尔特克斯也绝非一个禁欲主义者。有传闻称，温特哈尔特最后一次访问英国时本打算拒绝一切委托，却为第八代莱茵兰公爵夫人及其七岁儿子的美貌折服，破例为他们绘制了双人肖像。沃尔特克斯一度在寄宿学校遭遇性霸凌，他竟然对此安之若素；在他的母校，同性恋更是泛滥成灾，但凡不是完全缺乏个人魅力的学生，都会在若干位仰慕者的陪伴之下消磨一天，与一个共进午餐，与另一个在乡间并肩散步，与第三个在俱乐部分享晚餐，与第四个在睡前同饮威士忌，更遑论沃尔特克斯这样的校园明星了。

浪漫的人相信两人之间的确具备超越共犯关系的羁绊，却对其性质和溯源众说纷纭。一些人采纳了贴身男仆的证词，坚称沃尔特克斯至始至终对克里姆特只有利用可言，性剥削不过是其中顺理成章的一环；前者如“打理一匹名贵的赛马，定期清洁和装扮以确保它处于随时可供主人支使的状态”，后者出于自我防卫的心理机制而萌发了一厢情愿的依赖和爱恋。皇家司法院的同事们证实，得知克里姆特的死讯的第一时间，正在与他们议事的沃尔特克斯不仅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错愕和悲伤，非要说有什么情绪的话，反而是一种“仿佛大功告成的冷峻的喜悦”。

另一些人则把两人的关系定义为基于理智和情感上的共鸣而缔结的象征性婚姻，伴随着其固有的权力动态和利益纠葛，双方实为各取所需。这种说法吸引了最多赞同者和批评者。面对最常见的“没有真正的苏格兰人”式的反驳，它的拥趸们列举了现实的家庭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暴力和算计，质问对方在诉诸文学作品构建的纯洁性进行否定的同时，是否准备好了推倒建立在该假设上的一切：

“如果推广针对同性的苛刻标准，我们会发现所谓‘真正的爱情’即便在异性之间也无影无踪，实为一个伪命题；讽刺的是，如果重温古希腊的风尚，我们还会发现摒弃俗利、追求高尚、坚守纯洁的爱情，恰恰被认为只发生在男性之间。”

若身处降火球的沙地和沸腾的血河之中³的沃尔特克斯有知，必定不会承认有关爱情的部分——他多次援引隶属两性的概念来描述自己与克里姆特的不伦关系，目的却是诱骗和挑衅，而非告白；但是他应该会欣赏其中隐含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他既不像自己的崇拜者相信的那样鞠躬尽瘁、铁面无私，又不像克里姆特的崇拜者刻画的那样权欲熏心、卑鄙下流。

沃尔特克斯在真相大白之际奚落克里姆特“纯粹到可悲”，盖因他自觉是驾轻就熟的攀龙附凤者：他通过老莱茵兰公爵的提拔在司法界登堂入室，依靠威尔士亲王的信任把卡尔顿府打造为社交胜地，凭借格莱斯顿的赏识进入自由党的权力核心，倚仗与索尔兹伯里侯爵的私交确保了保守党政府中的一席之地；这些人脉和地位转化为了合法地中饱私囊的机会，其中一部分收入被用于收买人心和装点豪宅。

与此同时，作为一名长于法律和外交事务的政治家，沃尔特克斯不遗余力地推动司法体制改革，促成门户开放政策和英日同盟以保障英国的在华利益，提高自然科学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他曾经警告国会不加批判地维持光荣孤立将在俾斯麦下台之后酿成巨大的外交危机，尔后的第二次布尔战争和大战印证了他的预言。他为促进教育公平发表的演讲中“对底层教育的关键在于培养高于自身阶级的求知欲”一句至今被广泛地引用。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在“教授”案发之后，沃尔特克斯有条件一石二鸟——公开真相，让已故的克里姆特独自担责，并趁机把敌对的执政党弹劾下野——却走了一步栽赃嫁祸的险棋，导致了十年后的身败名裂。换做其他人，我们大可把这一失误归咎于鼠目寸光和色令智昏，对沃尔特克斯却无从成立，因为他太冷酷无情了，不可能允许男欢女爱左右重大决策；他也太深谋远虑了，不可能忽略司法系统信用破产造成的社会动荡。这种品质，在党派利益常常盖过国家利益的当下，被认为是政治家所能拥有的一项罕见的美德。除此之外，沃尔特克斯还是一名智力超群的科学家，一位品位高雅的音乐家和收藏家：他在贝尔格雷夫广场的宅邸设有实验室，论文涉及电化学、电磁学和光学领域；他是许多年轻科学家的资助人，以及他们在政府高层的有力支持者，科学界人士曾经在《自然》杂志上开辟了一个版面对他表示感谢；他参与筹备了两个面向一般市民的图书馆和一个博物馆。

相较之下，正是因为比沃尔特克斯更纯粹，克里姆特相应地更偏激、更感性、更狂信。除了骇人听闻的连环谋杀以外，他对胞弟巴洛克·班吉克斯的教育方针也彰显了他的性格特征。他们的母亲子痫发作死在产床上，父亲心脏衰竭死在任期内，年长十岁的克里姆特实际上担任了巴洛克的监护人。克里姆特自幼接受旧式博雅教育，在牛津大学主修华而不实的古典学，却向巴洛克极力推荐新兴的伦敦大学和学以致用的法学，只是因为不满“装饰主义的教育传统”，斥之为“滋生威权主义的腐殖土”，相较之下，世俗化、平民化的伦敦大学无疑更符合其哲学理想。克里姆特对充斥着恃强凌弱的公学体系同样深恶痛绝，一度打算把巴洛克送去教育理念更先进的德国。劝说克里姆特改弦易辙的正是沃尔特克斯，当时他们分别是刑事和普通法的初级法律顾问，在财政事务律师署共事。沃尔特克斯时隔二十年再次谈起此事，作为受益于精英院校的人际网络的中产阶级之子，他不再像当年面对克里姆特的时候一样耐心地枚举理由，而是恢复了那种意兴阑珊的厌烦：

“一个从小锦衣玉食的空想家倡导节衣缩食，为此轻易要求身边人放弃特权，不仅是因为他对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滋味全无概念，更是因为他不知道很多人为争取他与生俱来的待遇付出了什么代价。”

沃尔特克斯的另一个长期情人是考特妮·西斯。少女时期，她向开明的法国教育部长杜鲁伊和索邦大学化学系主任武尔茨求得特许，师从著名解剖学家布罗卡。回到英国之后，四处碰壁的她与大胆录用女性的沃尔特克斯相识，后来与他有了一个私生女。舆论普遍认为西斯丈夫的早逝与沃尔特克斯脱不了干系，因为后者的未婚妻在订婚告示登报后不久便死于与前者症状相同的流感，为当时生活较为拮据的沃尔特克斯留下了巨额财产；更有人认为他们是导致克里姆特的遗孀难产而死的元凶，因为沃尔特克斯曾经告诉时为见习生的慈狱政士郎，自己为保障莱茵兰公爵夫人的安全“做了一些相应的安排”，彼时她已经从克里姆特的临终忏悔得知了真相。

作为一个受累于性别、激愤于现状的女权主义者，西斯却亲近从未主张男女平等的沃尔特克斯，毫不掩饰自己对公开支持妇女参政的克里姆特的鄙夷。她的敌意另有所起，并非争风吃醋的结果：

“克里姆特天真得不知道自己的高谈阔论实际意味着什么，他甚至高高在上地劝说沃尔特克斯娶我。如果婚姻的作用，只是以已婚妇女不宜涉政为由惩罚了沃斯通克拉夫特，从而间接剥夺了巴斯克维尔家的小姐在他们夫妇二人合著的政论上署名的权利，那么它究竟对我们有何益处？”

布卢姆茨伯里派的一位成员评价道：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沃尔特克斯对克里姆特的渴望掺杂着嫉妒和愤怒，而克里姆特对沃尔特克斯的欲求混合着愧怍与困惑。一方把轻蔑圆滑地投射到一个得天独厚的蓝血后裔身上，而另一方把仰慕自然地移植到一个野心勃勃的寒门子弟身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攻击一个滋养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与自己的命运作战，或为自己的幸福赎罪。”

轰动全国的“教授”案令人们重温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神学真理：魔鬼的本质是堕落的天使。如今的我们被告知，沃尔特克斯和克里姆特枉法不为徇私，他们其实是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具有尼采笔下超人的品质，伟大在于甘愿充当桥梁，可爱在于甘愿走向没落⁴。对于他们而言，拯救自己的祖国比拯救自己的灵魂远为重要，为此大开杀戒也在所不惜。一旦置放于纵横捭阖的语境之中，连冷血也变得和蔼可亲了，连恶行也变得情有可原了。如此便能解释在上议院刑事法庭受审期间，沃尔特克斯为何选择以下段落向昔日同僚们争讼：

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
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事你以为美吗？
你的眼岂是肉眼？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
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
就追问我的罪孽，寻察我的罪过吗？
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⁵。

沃尔特克斯借约伯向上帝称义的片段诘问法律制度的抗辩广为流传，震耳发聩、令人折服，许多居民因此相信，尽管他锐意革新而不择手段，但是他并非目空天主的狂徒。神学家斥骂沃尔特克斯有一副“巧言令色的撒旦面孔”，指责他为自我开脱而故意曲解正典，原因是“人不可能既笃信上帝又代行神责”，圣保禄早就明确指示信众“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等候主的忿怒⁶”，有圣经记载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一句为证。法学家则提醒我们，沃尔特克斯和克里姆特是功利主义者。他们抛弃了自然法传统立足的理性主义，转而把快乐和痛苦的感受作为道德和立法的基础，认为自然法的演绎过程充斥着模棱两可、闪烁其词、莫衷一是，简直“一无是处，只是一个术语⁷”。既然如此，他们又怎么可能会认同宗教？即便他们表面上肯定了它，也只是掂量其效用后的选择，就跟古罗马时期的统治者利用神谕来驯化人民没有什么两样。这非但不是虔诚的写照，反而是亵渎的另一种表述。

我之前的文章已经证明，克里姆特受到驱使不是胁迫奏效的结果，他本来就与自己的胁迫者心心相印。已经有人留意到，沃尔特克斯的发明——不论是“教授”还是“死神”——均不具有被制度化的可行性亦即可持续性，说明他们在推翻一个积重难返的旧秩序时，尚未准备好一个完备的新秩序。值得一提的是，沃尔特克斯从来不以文学爱好者自居，却非常欣赏叶芝的诗歌，尤其是奥登嗤之以鼻的晚期作品：“黑暗又下降了，如今我明白/二十个世纪的沉沉昏睡，/在转动的摇篮里做起了恼人的恶梦，/何种狂兽，终于等到了时辰，/懒洋洋地倒向圣地来投生⁸？”

叶芝用“涡旋”这一神秘学概念来指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周期，与沃尔特克斯的姓氏的本意不谋而合。我们或许能够从中窥见沃尔特克斯的历史观，以及他看似鲁莽地实施计划的原因——利用旧秩序瓦解冰消的动力，促使人们把新秩序提上议程。

这足以解释克里姆特为何对清白的首席法官柯勒律治勋爵痛下杀手，却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如果克里姆特对释放“教授”的动机和时机都毫无异议，他本应与沃尔特克斯和睦相处，为什么还会痛苦到向亚双义玄真求死？一说向来洁身自好的克里姆特因为被沃尔特克斯传染了梅毒而羞愤自尽，但是这种传闻与他们的病案不符，不足采信。为了解决这个疑问，我们应当检验被两人奉为圭臬的功利主义原则的前提，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非道德主义。克里姆特对柏拉图的《申辩篇》了如指掌，知道苏格拉底是如何被雅典公民指控“腐化青年，不敬神明”的，这种指控的正当性又是如何在马基雅维利以降被取消的。他的古典学背景使他敏锐地、本能地察觉到沃尔特克斯和自己的意识形态之下蕴含的危险，一种以现代性为名的道德冷感。继承了这一前提的现代学者能举出无数理由为社会科学在道德领域享有的治外法权进行辩护，可是如今在海峡彼岸虎视眈眈的希特勒，不正是政治理论默认的恬不知耻与政治实践需要的精明能干合二为一所诞下的邪恶结晶吗？

克里姆特的信仰和直觉撕裂了自己，难怪沃尔特克斯在最后的审判中不乏遗憾地评价：

“克里姆特总是在应当包容并蓄时洁癖大发，又在应当一心一意时举棋不定。您看，如果您想要幸福，只要有一个道德就行；具有许多道德是沉重的命运，每一种道德都想占有最高的位置：都想要您的全部精神做它的传令使，要获得您的愤怒、仇恨和爱的全部力量。好些人为此自杀，因为他们倦于充当道德的斗兽场⁹。”

沃尔特克斯最终以叛国、教唆和妨碍司法公正被判绞刑，见证了他的最后时日的狱警和处刑人再次各执一词。有人说前任首席法官就跟最普通的死囚一样被吓得屁滚尿流；有人说他在最后关头出现了幻觉，带着胜利者的微笑向虚空中身份不明的来者问好；有人说他遗容狰狞，死不瞑目地射出淬毒般的狂喜，白森森的利齿毕露，过了一天一夜也没法合上，仿佛被地狱的恶灵寄生；有人说他像一个圣徒般平静而庄重，令人自惭形秽，以至于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罗马士兵，一脚踩到了阿基米德的几何草图上，还用长枪反复戳动耶稣的侧腹，生怕自己不会因为愚蠢而名垂青史”。他的尸体被私生女玛丽亚·格罗伊奈以亲属的身份认领，根据遗愿捐赠给教学医院用于研究。这个年仅十九岁的女孩亲自解剖了自己的双亲——有同学透露她“全程没有掉一滴眼泪”——把残骸安葬在海格特墓地的一个僻静的角落。

巴洛克辞去了公诉主任的职务，不再做出庭律师；从第二次布尔战争幸存之后，他就任南非总督直到大战爆发，官拜战争大臣，后来因为不满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而拒绝了任命，在奎希海姆宫隐居至今。巴斯克维尔伯爵把包括矿场在内的全部财产赠予外孙女爱丽丝·华生，条件是要她通过君主制诰把姓氏更改为巴斯克维尔-班吉克斯；他的遗嘱还规定，如果她未来的丈夫想从这份家产中沾光，不仅他们的后代要冠母姓，连他自己也必须随妻姓。爱丽丝在巴黎攻读化学和医学，大战期间是陆军医疗队的外科医生兼中尉，后来受封罗瑟汉姆女男爵，是上议院的首位女性俗职议员。沃尔特克斯的女儿格罗伊奈移民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生理学相关的研究。

至于克里姆特不曾张扬的爱情到底是共鸣培育的真心还是绝望催生的臆想，沃尔特克斯口口声声的爱情或是信口胡诌抑或是隐藏着他自己都未察觉的实意，已经随着当事双方的离世而成为了无头之案。最开始的几年，常有居住在皇家司法院到海德公园一带的伦敦市民报告，目击到两人的幽灵和一匹戴红宝石项圈的巨型猎犬四处游走；更有中央刑事法院的后勤人员一口咬定，每逢正义流产的夜晚，他们就能听见老贝利大厅的穹顶传来叹息，当从高窗投射到地面上的光斑开始移动时，会有悉悉簌簌的足音响起。

你一定会说，他们经由偶然的现象联想起了平日听说的无稽之谈，可是我也曾遇到过一件怪事。战前的社交季夜晚，我受邀至斯宾塞府参加舞会，取道泰晤士河堤岸。途经中殿巷，见到一个卖报的小男孩在路口哭泣，一只小狗在他的脚下踯躅不前。我自告奋勇地提出买下剩余的所有报纸以解燃眉之急，他却拒绝了我：

“不是这样的，好心的先生。”

“怎么回事，孩子？”

“是沃尔特克斯和一个牵着大狗的男人，”他指向小巷深处，“他们站在那里，我不敢进去。”

我向内张望，什么都没看见，可是一人一狗都不肯往里面走。我只好吩咐车夫调转方向送他们一程。在车厢内，我打听起另一个人的外形特征。男孩确凿无疑地说：

“个子很高，长着蓝色的眼睛，穿着红色的衣服。”

“你今年多大了？”

“好心的先生，”他回答，“我上个月就已经满九岁了。”

我暗自感慨时间的流逝，十九世纪上流社会最耀眼的身影已经逐渐被他力图守护的伦敦市民遗忘，没人记得他为正义而献出了名节，又进一步献出了生命。第二天，我在沃尔特克斯的坟茔前徘徊。这方爬满青苔的墓碑之下安息着怎样一个同时身为义士和罪人的传奇，总有一天也会不为人知。

我在大学时不能免俗地和同学们一样喜欢雪莱的诗歌，每每读到《奥西曼迭斯》，都感到酸楚异常，几乎潸然泪下。这就是整个故事的讽刺所在：力图凿下千秋万代之纪念碑的人，其存在总是先一步被风沙所侵蚀。

我遇到过一位来自古老国土的旅客，
他说：一双巨大的石足，没有身躯，
矗立在沙漠……近旁的黄沙半露着
一副破碎残缺的面孔，他眉峰紧蹙，
嘴唇起皱，号令万方睥睨一切的神色，
表明雕刻师对这类情欲曾深有感受，
却由于留痕在这了无生命的物体上，
竟比孕育它们的心，仿造它们的手，
都存活的更加长久；台座上石足下，
有这样的字迹依稀可读：“众王之王——
奥西曼迭斯就是我，看看我的业绩吧，
纵然一世之雄，也定会颓然而绝望！”
残骸的四周，此外再没有留下什么，
寂寞，荒凉，无边的平沙伸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