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奥地利，是斯台普顿爵士和诗人海涅的远亲。父母相继离世后，我投奔了英国的舅父，在兰开斯特郡的一所天主教耶稣会学校接受了三年的中等教育，随后进入了维也纳大学，偶然地聆听了弗洛伊德开设的系列讲座，并被他吸纳入星期三心理学会。我从毕业开始就作为精神分析师在柏林执业，又为躲避战火而搬到了波士顿，生意不温不火。大战之后，我本以为自己终于能说着母语过上安生日子，又嗅到日益猖獗的反犹主义的气息，不得不移居至伦敦。我的事业在这里取得了无法解释且难以想象的成功；我那些对德国人和美国人来说不痛不痒的手艺，用在英国人的身上就变成了对症下药、逢凶化吉、妙手回春。迄今为止，我治愈了七十个患有重度歇斯底里症的女人，劝返了七十个在错误的小道上试探的公学毕业生，挽救了七十对岌岌可危的婚姻，很快便名声大噪。病人络绎不绝地出入我的诊所，许多不为上帝所容忍的邪念从他们的口中倾吐。英国是多么奇特的地界呀！这座抑郁症和精神病高发的岛屿上，看似无懈可击的表象之下往往掩饰着被迷雾孵化的多愁善感和惶惑不安。我在日复一日聆听告解的过程中发挥着连我也无法信服却卓有成效的作用，尽管我熟悉那些脱胎于古希腊悲剧的理论和对防御机制的解释，以及诸如解梦、自由联想和抵抗分析的治疗手段，却因为其含糊不清的影响路径感到难以信服。一开始，我深为良心不安，后来才逐渐意识到，我的性情里那种不掺杂质的中立和包容，就是最有效的安慰剂；这种品质在广袤的大陆或许随处可见，到了伦敦便奇货可居了。

每周六的下午三点是第九代莱茵兰公爵克里姆特·班吉克斯与我面诊的固定时间。他以绅士的品格——英国人向来把普世价值认同的一切美德连同一些无伤大雅的恶行打包在一起，号称自己独立发明了一种类型的优良品质——信守承诺；如果你在两点五十九分打开窗子，就能看到他的阿斯顿·马丁正好熄火，公爵沿着大街从容不迫地走过来，一秒不差地出现在诊所的门口。

然而今日情况有异。三点已经过半，我却没有从窗口发现那个光彩夺目的人影。按照他的作风，即便有急事耽误，他也一定会在约定时间到来之前吩咐秘书与我商议改期。

我坐回办公桌前，百无聊赖地翻阅公爵的病案。尽管我经手过形形色色的病人，其中不乏位高权重者，但是和他相比仍然黯然失色。公爵不仅出身显赫，来自一个高官名将层出不穷的古老家族，还年少有为，曾是史上最年轻的王室法律顾问，三十岁出头便做了财政事务律师兼首席检察官，不到四十岁就做了检察总长。卸任后，他拒绝了大法官的职位，出任联合政府的内政大臣。因为他是累世勋贵，不可能为了工作而放弃这个历史悠久的世袭头衔，所以在经过了一系列选举改革之后，尽管他总是能在保守党执政的内阁担任要职，却注定与首相之位无缘。不过，他的胞弟巴洛克·班吉克斯勋爵在下议院拥有席位，与兄长互相扶持，倒是非常有望当选首相。当年，班吉克斯勋爵以三十三岁的低龄首次跻身内阁，依律需在补选中连任，却在某个摇摆区惜败于自由党候选人，靠兄长的安排才在另一个保守党安全区获胜，因此受了许多暗指他以裙带关系胜之不武的奚落，直到他在大战期间以第一海军大臣的身份立下汗马功劳。如今，兄弟二人分别在议会两院有如日中天之势，在党内党外的政敌看来如鲠在喉。

公爵在很多意义上都是一个典型的英国贵族成员。这意味着他读过一所寄宿制的男校，上过两所大学之一，进过四所律师学院之一，在那里和其他天潢贵胄一起学会了自我克制的要点，以及对同性暧昧的习以为常。他身材高挑，姿态挺拔，擅长骑射，精通剑术，热衷狩猎，可谓是“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¹”的活体标本；时间的沧桑不过是使他年轻时漂亮得锋芒毕露的外貌在皱纹和白发的装点下变得肃穆而内敛。一直以来，他以独树一帜的衣着品位和某种娴静的豪迈而闻名，在伦敦的男性时尚界有媲美芭蕾女明星的影响力。他酷爱饮酒且酒量惊人，甚至在国宴中途串通秘书借口紧急电报离场，纯饮几杯事先备好的威士忌或白兰地，又面不改色地回到大厅端着被他称为“儿童饮料”的葡萄酒继续交际。公爵的性格里有一种堪称国民性的极度坦诚的虚伪，正如他的祖国在北京犯下烧杀抢掠的罪行却将其解释为“对刚愎自用、前倨后恭、背信弃义的清廷加以正义的制裁”，他也总能用冠冕堂皇的辞令把自己的侵略行为包装成迫不得已的反击和对镜自怜的牺牲，以此摒弃良心不安的余地：二十岁出头，他刚从父亲手中接过家族的权柄，支付不起约克郡那座占地超过两万英亩的宫殿的修缮费和遗产税，所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放弃了以一眼万年的意乱神迷所驱动并以十年一日的鹣鲽情深所维持的家庭幸福——和巴斯克维尔家的独生女缔结了无爱的婚姻，借此获得了她的巨额嫁妆；两人私下长期分居并对外维持着相敬如宾的形象。另外，公爵的道德水平就像他的政坛前辈一样难以捉摸，除去恒定的爱国之心，立场和手段总是因地制宜：他一方面通过设立仲裁法庭、失业保险和贸易委员会等措施来推动一系列旨在改善工人境遇的社会改革，另一方面又在因为超速驾驶被拦下之时对着警察大发脾气。有时，他被认为是头脑发热、不负责任、肆意妄为的机会主义者，劳合·乔治评价他为了自吹自擂，不惜“扒了亲妈的皮做成一面鼓”；有时，他又被看作是勇气、毅力和决断的象征：他在弹雨如注的空袭中爬上房顶观察布防，当其他人屁滚尿流地躲在掩体之下时，他却昂首阔步地在大街上行走；无政府主义武装分子劫持政府大楼期间，他在同事们抱头鼠窜的同时挺身而出并与之交火，再凭借如有神助的运气逃脱险境。身为曾经的司法界领军人物，他的口才已臻化境，发言逻辑严密、旁征博引而不失犀利，佐以往好了说是幽默、往坏了说是讥诮的连珠妙语，毒性足以使一头大象羞愤致死；有不愿透露姓名的敌对党员告诉记者，比起和公爵在议会的辩论中对阵，他“宁愿被班吉克斯家的恶犬咬上一口”。

对于这样的人，美国人称之为势利，因为殖民统治催生了他们在精神上对厚重历史的艳羡，独立战争又造就了他们在物质上对陈旧法则的鄙夷，最终合成了又卑又亢的贬斥；法国人称之为虚伪，因为他们不认为以礼仪之邦自居的国度有资格和自己在厚颜无耻的命题上不相伯仲；但是英国人会告诉你，这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绅士，因为绅士的定义不在于始终表现出谦逊，而在于审时度势地行合宜之事，而这往往意味着对己方利益不择手段的信守，正如忠君爱国通常意味着对敌人赶尽杀绝的凶狠。但是，如果公爵决心要讨人喜欢，他也能摇身一变，成为人见人爱的交谈对象。那种与美丽的面貌珠璧交辉的温文尔雅，与高贵的身份背道而驰的和蔼可亲，以及与深刻的见解相辅相成的善解人意，能让所有对他抱有成见、有所龃龉的人感到仿佛被天人垂青的三生有幸，不知不觉便把心中的不满抛到九霄云外。

公爵一度打算向我施加这种影响力。某一天，我接到他的秘书打来的电话，称内政大臣莱茵兰公爵希望接受我的诊治，要我在明天下午三点前往海德公园角的府上，费用自拟。我无意冒犯他的权威，本该受宠若惊，可是由于我对自己的这一番玄之又玄的本事在异地的可复制性深表怀疑，不得不僭越地表示了拒绝，劳驾他亲自来诊所一趟。公爵生来就没吃过几次闭门羹，显然大受冒犯，不再与我拉扯；然而一夜之后，他的秘书再次纡尊降贵地代为致电，不容推辞地通知我，公爵阁下将在下午三点准时抵达——想必他的病症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第二天，一辆轿车停在我的诊所门口，从中钻出一位气宇轩昂的老人。他穿着一套宽肩细腰的双排扣西服，裤缝笔直如刀锋，细纹面料散发着昂贵的光泽，皮鞋光可鉴人，胸袋搭配着色彩淡雅的方巾。他没有立刻进入，而是捧着刚摘下的草编洪堡帽站在原地，缓慢地将门头打量了一番，仿佛在衡量这样一间陋室有没有招待他的资质；然后他又一言不发地端详着我，想必在琢磨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庶民有什么本事拒绝他的邀约。这番故作骄矜的姿态显然旨在无声地向我表现他的愠怒，我顺从地接受了他的扫视。片刻后，公爵好像消了气，主动打趣道：

“博士，看来见你比见首相还不容易呢。”

他没有蓄须，双唇习惯性地微抿，随着年纪渐长而薄成了一条线，透露出那种为人称道的英国式八面玲珑和波澜不惊。经验丰富的我一望便知，强人的面孔之后是如同这个国家的天气一般的淫雨霏霏。随着种种骇人听闻的秘密扩充了我的脑海，我本以为如今已经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使我感到惊诧，然而眼前可谓是上帝之宠儿的人出现在这里，仍然引起了我的好奇。我解释道：

“请原谅，公爵阁下，出于保证疗效的考虑，专业场所往往比家居环境更好。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了自我掩饰，反倒是完全陌生的地方能让他们敞开心扉。”

公爵点点头，接受了这种符合绅士作派的说辞，示意秘书和仆人在外等候，自己在办公桌前的扶手椅中坐了下来。我展开病案，按部就班地盘问起基本信息。

“您今年贵庚？”

“六十六。”

“结婚多少年啦？”

“四十三。”

“有孩子吗？”

“有一个女儿。”

“她多大啦？”

“三十三。”

“您以前接受过精神分析或其他心理治疗吗？”

“没有。”

“有什么家族病史吗？”

“没有。”

他在回答最后两个问题时，语气再次变得生硬起来。我把他的基本信息一一登记在册，然后合上笔盖。

“我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

“我的一位朋友，杜利特尔小姐，曾经在波士顿接受你的指导。她寻求过多位医生的帮助，据说改善都不甚显著。唯独对你，她的评价非常高。她写的基于就诊日志集成的回忆录很有意思。”

“是的，我记得她。恕我冒昧，是哪方面的成果让您觉得我能够对维护您的健康有所帮助呢？我相信，以您的地位，哪怕是想和弗洛伊德教授当面聊聊，他也会倍感荣幸的。”

“我读过你们两人的论文。比起被认为我对我那不幸英年早逝的母亲有什么未得纾解的不伦欲望，我更愿意友情出演一位罗马暴君。”

我颇为惊讶。几个月前，我在柏林和维也纳出版了一本有关卡利古拉的专著，旨在通过精神分析的视角探讨这位以凶残闻名并因暗杀丧命的皇帝的心理特征，尤其是不稳定的身份认知造成的喜怒无常，以及超我形成的过程中遭遇的障碍。这本书不厚，仅有两百来页，但是目前只有德语版本，我根本没有指望它在英国流传，更没有期待它能有来自专业群体之外的读者。另一方面，这番话中对弗洛伊德的隐晦的批评也使我感到意外，因为我的认知很大程度上脱胎于他的理论，远远没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水准。如果他对精神分析的基石产生了怀疑，就没有理由对我这枚可有可无的瓦片抱有欣赏了。

“那么您应该也知道，我还是秘密委员会²的一员——我恐怕没有那个能耐从头发明另一种理论哪。”

“我知道，教授对你可是相见恨晚。”

公爵说完，停顿了半晌。我对来访者在接近核心之前的踯躅不前已经习以为常了，便默默等待他重启话题。他再次开口，顾左右而言他，讲起一则关于卡利古拉的政治笑话。据说，这位暴虐而善变的皇帝极度宠爱一匹马，为它配备了大理石马厩、象牙马槽、紫色毛毯和宝石项圈不说，还试图任命它为执政官；当他宣布自己的决定时，元老院都为自己免受一劫而松了口气。

我没有笑。也许是那种极为专业的镇定和严肃，使他将我视为某种超脱人情的天外来客或机械体，最终促使他坦诚相告。

“老实说，你接电话时的态度实在是令人恼火，我本来不打算来找你自讨没趣。但是我在昨晚又做了一个荒谬的梦，让我觉得自己处于崩溃的边缘，已经没有闲暇去写日志供人追踪分析了。你这种给人以当头棒喝的功夫，纵然使人不快，恐怕恰恰是我当下所需的。我听说，许多精神上的疑难杂症，到了你的诊室便迎刃而解。”

“我创造不出什么奇迹，”我老实地说，“如果我的处方之中的确有什么起了作用，那么其中真正发挥效力的一味药便是患者的坦诚。”

“能够在短时间内让人变得坦诚，这也是一种才能。”

“即便如此，这种才能也不在皇家医学院认可的范畴。我的治疗有多成功，还得依赖于您的配合——您以前也经常做噩梦吗？”

“噩梦是我的老敌人，年岁和我的女儿相当。我和它搏斗了整整三十三年，至今没有偃旗息鼓、握手言和的迹象。我敢打赌你也觉得这种困扰不足为虑，被它搅得黏黏糊糊，实在是有失体统。”

“这话从何说起？我们通常认为梦是由无意识的欲望和被压抑的表达相互作用造成的。那些光怪陆离的情节在清醒时或许看起来微不足道，却很可能隐含着至关重要的信息。您不妨说来听听。”

“那些梦都太——”公爵蹙起眉，终于选定了一个词语，“伤风败俗，我不好意思污了你的耳朵。”

“诊室里不存在道德判断。从病人的叙述中发现他们埋在心底的病灶，从而为他们排忧解难，这正是我在此聆听的目的。请您畅所欲言，不要有顾虑。”

公爵似乎不知从何开口，我决定做出一些必要的引导：

“您方才提起我的那本书。您是觉得它的内容格外切中要害吗？”

“是的。”

“您觉得自己的近况和卡利古拉有所重合？”

“是的。”

“具体是哪方面？”

问到这里，公爵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先环顾了四周一圈。确认没有其他人在场，他明显地放下了心来。

“我假设，博士，你们这一行的职业道德——就像我们律师——要求你们对客户的隐私绝对地负有保密的责任？”

“当然。”

“哪怕是天下之大不韪？”

这话问得有些奇怪，不过我仍然如实回答：

“哪怕是对上帝和国法的冒犯，我们也不能披露，和律师-当事人特权一样。”

他如蒙大赦，轻轻地长呼一口气。

“说来奇怪，我总是觉得我的身上存在另一个灵魂，经常驱使我做出不情愿的事、说出不由衷的话。这种情况和越来越频繁的噩梦同时出现，恐怕它已经影响到了我现实中的为人。你或许又要说了，所谓另一个灵魂不过是潜意识中的另一个自己，本质是一种未解决的恋母情结导致的原发性自恋的回归。可是我敢肯定，对方是真实的存在。”

我注意到特殊的措辞，问道：

“所有的梦都和同一个人有关吗？”

“是的。”

“您在现实中认识那个人？”

公爵在扶手椅中端坐。上半身向前微倾，双手放在桌上，宛如面壁祈祷的信义宗教徒，只有嘴角的皮肤下抽动的肌肉暴露了他在暗中咬牙切齿的反应。他的眼眸中闪烁着晦暗不明的怨恨，连我也为脑海中自相矛盾的修辞而迷惑。

“是的，我认识。那是我已故的同事，哈特·沃尔特克斯。”

“我应该听说过这个人吗？”

“不，你不知道他，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如果你年纪再大个十来岁，家里又有一两位公务员或律师，或许就对这个名字有几分印象。沃尔特克斯曾经是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下一任首席法官的头号候选人。格莱斯顿对他寄予厚望，按照当时那种一飞冲天的势头，他进入内阁已是指日可待，成为首相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财政事务律师署做过一段时间的同事，他成为高等法官之后，也常常和我在皇家司法院或老贝利碰面。这个人是我们那一辈的年轻政客当中最聪明的，即便是他的敌人也无法否认这一点。他的出身既寒微又富裕，是美国银行业大亨的私生子，后来被英国戏剧界名流养大，这使他既了解卧薪尝胆的真谛，又通晓左右逢源的技巧；在市民阶层不表现得无知，在上流社会也不显示出畏缩。他还具备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应有的全部素质，性情坚定、为人冷酷、手段圆滑、心思缜密，同时拥有一种慷慨激昂的口才和一颗不知疲倦的野心，把个人的成功与国家的利益相绑定——人们往往称之为忠君爱国——总而言之，所有人都默认他将前程似锦，直到他的生命戛然而止。”

“说说您做过的梦吧。”

“这一系列的梦，应该追溯到沃尔特克斯还活着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我在进入内阁之前做过很多年的检察官，是促使公诉主任与财政事务律师的职责合二为一的关键人物。这么多年来，与骇人听闻的恶行打交道是我的家常便饭，将法外狂徒绳之以法更是我的本分。任你向随便什么人打听，我的私德都无可指摘，因为我的家境富贵，对很多人来说无从抵抗的巨大诱惑，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无足挂齿的蝇头小利，自然也无法动摇我的公正和廉洁；我从来没有因为任何嫌疑人的地位而放弃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我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番自我夸耀之中隐含的沮丧，便听见他继续说道：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正义在我经手的所有案件中都得到了伸张。有一些相当棘手，明明罪证确凿，嫌疑人却通过种种方式逍遥法外。即便是我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涉及到了凭一己之力难以撼动的利益团体。法律工作不如大家设想的那样鼓舞人心，它在明面上要求从业人员保持铁面无私、不畏强暴，同时也似乎近于怪论地需要他们学会隔岸观火的漠然和得过且过的麻木。越是做这一行，我越是意识到这份事业设定的目标是永远无法抵达的彼岸，跋涉中途遭遇的种种顽疾其实是注定无法根除的基因缺陷，难免心灰意冷。

“从那时起，我便频繁地噩梦。我在白天目睹罪大恶极的嫌疑人大摇大摆地走出法庭，晚上便梦见自己出现在他们再次作奸犯科的现场，甚至梦见自己就是他们的受害者。梦中的体验是如此真实，以至于我一连两三天都没敢睡觉。很快，我便精疲力竭，无法集中精力。我也尝试过催眠治疗，可是只要一合眼，那些惨不忍睹的画面和耳不忍闻的声音便立刻将我吞没。我只好反反复复地入睡又惊醒，祈祷下一次梦到的场景不那么恐怖。这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工作表现，使我在法庭上对他人的敌意十分敏感并反应过激。要知道，检察官的日常便是由对抗性的辩论和策略性地交涉构成的，把问题个人化并情绪失控，乃行业之大忌。有一天，我在皇家司法院出庭，时任上诉法院常任法官的沃尔特克斯一度中断审理，把双方律师召入内室，询问我们是否需要休息。他从来不多管闲事，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明显地察觉到我的状态有异。我强撑到结束，他特意到更衣室来，邀请我到阿尔比恩一叙。

“沃尔特克斯比我年长十岁，是我的父亲生前就任检察总长期间提携的后辈，虽然我们的关系谈不上有多亲密，但是他总归是值得信任的同行前辈。那家酒馆过了五点就每隔半小时供应一道荤菜，我们一起吃过了羊鞍、牛里脊、烤鸡和黑线鳕，几盏淡酒下肚，我便把近来困扰我的噩梦和盘托出。对此你有什么头绪吗，博士？”

“我无法在不知全貌的情况下做出诊断，不过根据您刚才的描述，它可能是童年时期未得到解决的心理性欲冲突导致的过度延长的全能自恋，使您无法与挫折合理共处。无能为力的愤怒和恐惧反映到了梦境之中。”

公爵毫不意外，唇角漾起一丝勉强的笑容。

“挫折——用这个词语来概括我面临的困难，实在是有些轻佻了。请相信，虽然我没有接受过精神分析的专业训练，但是我在心理剖析的方面并不像蓬头稚子那样毫无自觉。”

“当然。”

“要说清楚我的心理状态，必须从我的家庭教育说起。我的启蒙老师出自边沁门下，第一次读到功利主义的著作，我便树立了人生的终极目标，那就是做世界的改造者。我把个人幸福和这个长远的目标结合在一起，那个气象万千的年代所发生的改良和斗争，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欣喜和生气。直到一八八八年，我如愿摘取了王室法律顾问的桂冠，原本准备大展身手却在涉及达官显贵的恶性案件中接连折戟，我发现正是为实现公义而设计的系统阻碍了公义的实现，犹如从一场大梦中惊醒。理想既已破灭，我的快乐变为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那种精神上突如其来的虚无和动荡，只有皈依卫理公会的人第一次‘深信有罪’而产生的心境才能够比拟。从这个意义上说，折磨着我的并不是一时的挫折，而是全面的存在危机。

“沃尔特克斯认为我的情况与智力培养的过程中过分早熟的分析习惯有关。我在十五岁左右便开始批判性地比较阅读不同思想家针对立法原则和货币问题等话题的著作，为父亲及其同仁的学术出版物撰写批注。这样的教育方式没有我的老师那样兼有才智与功德的思想巨匠护航，很难在一般人身上复制，这无疑是一种幸运，同时也是一种不幸。我们都赞同，教育的本质就是通过包括奖惩制度在内的反馈机制，在愉快或痛苦的感受与好的或坏的思想和品质之间建立特定的联系。我们对一切事物的爱憎，无论是观念上的，例如某种立场，还是官能上的，例如某种欲望，都是这样的联系发挥效力的结果。它的持久性，取决于是它否在我们的心智足以刨根问底之前便达到了根深蒂固以至于不可分离的程度，因为分析是这种必然包含着人为构建、不求甚解的成分的联系的天敌——它旨在分离那些仅仅是偶然粘连在一起的观念，论证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消解主观臆断的冲动之举；换句话说，分析有利于培养理性，却是对感性的腐蚀。我的教育顾此失彼，在塑造一种强势的思维的同时，却没有扶持足够抗衡其力量的激情。一般人的分析能力没有抵达极致，为感性留下了建立强有力的联系的空间，总有世俗的快乐作为养料，我却不然。当寄托在远方的幸福化为泡影，失去了从小被赋予的唯一武器的我，已经没有了其他依仗来获得另外的幸福，只能陷入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您最近做的也是这样的噩梦吗？”

“我仍然做类似的噩梦，情况却有所改变。沃尔特克斯得知了我的困扰，建议我不要坐以待毙，我便开始有意识地操纵梦的情节。说来奇怪，我有时甚至花好几天做一场连续的梦，第一晚制定计划，第二晚准备工具，第三晚踩点，第四晚动手，第五晚收拾残局。那些肥头大耳的家伙疏于锻炼，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一旦我在梦境中将某个嫌疑人正法，他便不再出现在后续的梦里。如此一来，我对做噩梦这件事没有那么排斥，频率也显著降低了。”

“这样的发展说明您的怒火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似乎一切都在好转。是什么让您如此担忧呢？”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件怪事。当时，格吕纳勋爵被指控组织团体奸杀多名少女，并施计从财政事务律师署的手心里逃脱，事后当面挑衅于我。他的身影在我的脑海里徘徊不去，终于在某个晚上的梦中被成功击毙。我才睡了几宿的安稳觉，就真的传来了他的死讯。此人作恶多端，死不足惜，只是他的死状十分离奇，据称是在狩猎期间神秘失踪，数日之后被发现曝尸荒野，面部被野生动物啃得血肉模糊。我一见现场的照片就汗毛倒竖——那些伤口和我在梦中指使猎犬扑杀他所留下的痕迹一模一样！”

“人类的大脑经常犯错，也许那些伤口并不相同，只是您无意间用后来的记忆覆盖掉了之前的记忆。”

公爵脸色煞白，摇了摇头：

“沃尔特克斯就是这样安慰我的。可是，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我梦到过的另外几个逍遥法外的嫌疑人也在半年之内陆续意外身亡。”

“没准仍然是巧合。想必那些狂徒经常同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的危险之人来往，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被牵扯到黑吃黑的恩怨之中而丢了性命，倒也不奇怪。”

公爵苦笑了一下：

“如果不是你们的时空完全不重合，我都要怀疑沃尔特克斯和你对过口信了。不错，他也是这样解释的。我觉得这样的巧合实在叫人心里发毛，于是我决定做一个小小的实验。下一次入梦的时候，我故意开枪打偏，射伤了另一人的右手，没有直接取对方的性命。过了几天，我在坎伯兰勋爵的晚宴上再次遇到了这个人，他正和朋友抱怨自己不幸提前中断的狩猎季——他的右手包裹着纱布，据说是走火所致！博士，你听说过这样的巧合吗？”

我们面面相觑。我正在绞尽脑汁地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便听见他又说：

“我知道这或许很荒诞，但是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可以对梦中人施加现实的影响。”

“这些事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我有保留地咨询过几个医生，只是说自己噩梦不断。他们认为我的情况要么是去甲肾上腺素失调要么是劳累过度所致，建议我休养一段时间。可是这些年的时局紧张，先是一场世界大战，然后就是复员、失业和通货膨胀，以及层出不穷的罢工事件，内政部哪里离得开我？他们开了一些安眠药，一点作用也不起。至于噩梦的情节，我只告诉过沃尔特克斯。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觉得我所说的那种超自然的影响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做了这个实验之后，我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您停止采取主动之后，噩梦平息了吗？”

“没有！但凡我稍有退让，噩梦便卷土重来，变本加厉。我倒还能机械地例行公事，因为我从小受到严格的训练，辩论和演讲早已内化为肌肉记忆，即便心不在焉也能正常发挥，至于有几分成功就不好说了。我时常问自己，如果我的生活注定要如此持续下去，我在彻底发疯之前还能坚持多久，是否还有必要苟活？我的回答是，我不可能忍受一年以上。我说过，我怀疑我的梦境与现实之间具有一种神秘的联系，所以我甚至想过在梦里朝左胸捅自己一刀，让一切宣告终结。可是我的祖先因为战功而受封，我没有理由是一个懦夫。”

说到这里，公爵已经无暇掩饰自己的绝望了。他掏出手帕，拭去额角的冷汗。

“正如我方才所说，这一系列噩梦和我遭遇的存在危机是同时发生的，两者相互勾连。从前，我的幸福全部来源于人类在追求公义的道路上的精进，随着这个目标被法外之人证伪，长期养成的分析习惯让我失去了从别的渠道获得精神补给的能力，只好与敌人们正面对抗，用杀戮的幻想来宣泄激愤、解决问题。我深知自己的处境并非值得尊敬、值得同情的，冒然向他人袒露，不可能得到任何宽慰。同时，我确信我所受教育的特点使它带有特殊的性质，是某个具体的起因所导致的恶果，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自行消化，需要强有力的干涉才能将毒素排出。我的弟弟自然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人，可是我决不愿在这件事情上寻求他的帮助——即便他能理解我正在遭受的精神折磨，他也无法充当治愈我的医生，所以没有必要以束手无策的沮丧来增加他的痛苦，否则总体的不幸反而增加了。倘若世上有人理解我的程度之深，达到非把我的悲哀向他倾诉不可的程度，那么他的忠告对我从这一团乱麻中解脱大有裨益。”

听了这一番拐弯抹角的话，我的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沃尔特克斯？”

“是的。”

“他的建议是什么？”

公爵的目光闪烁起来。

“还记得我刚才提出的假说吗？我们都认为，我被父辈灌输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觉悟，本就是十分反人性的，一旦和极端的分析习惯结合，过犹不及，反而很容易导致精神的瘫痪。想要重新站起来，就应该启用萎缩已久的感性，创造出与人类欲望的任何对象关联的新的快乐。”

我对他目前采用的语言模式十分熟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病人，总是在感到难为情的时候使用这套解离性的措辞，试图在自己和不堪的行为之间拉开距离。我毫不留情地追究道：

“这样的快乐具体是指什么？”

“比如感官上的满足，以及未经理智审视便根植于心的虚荣。这些欲望是如此浅薄、低级、自私，以至于我所受的那种偏重于令人志存高远的教育完全摒弃了从其中汲取养分的尝试。我现在已经认识到，它们实际上是人类的基础燃料，最低限度地支撑我们的精神、驱动我们的行动。没了它，我就像一艘装备精良的船，有了最先进的舵，却没有哪怕最原始的帆，无法鼓起真正的生命力去追求那些被精心设定去追求的目标。”

我察觉到了对方的避重就轻。

“恐怕我需要更浅显的解释，公爵阁下，”我想起他之前反复确认保密条款的举动，直截了当地问道，“请原谅我的冒昧：您做过被认为有伤风化的事吗？”

听到这个词，他像突然被戳中了痛处，几乎从椅子里弹射而起，气急败坏地说：

“你竟然敢——你怎么能——”

他闭上嘴，喉结重重地向下滚了一下，恢复成初见时那种硬邦邦的语调：

“我不习惯自己的生活作风被无端地揣测，博士。如果这就是治疗的一环，恐怕我无福消受，只能到此为止了。请把诊费的发票寄给我的私人秘书，他将在三天之内如数支付。”

我不为所动，逼视着他：

“我们的治疗需要您保证绝对的坦诚，我也相应地可以向您承诺绝对的专业。我的提问不含任何道德审判的成分——如果这是您羞于启齿的理由。”

“我不怕你告发，”公爵目光灼灼，斩钉截铁的口吻中带着鲜明的威胁，“反正你说出去也没人相信。当年的知情者都已经死了，没有人能证明我在诊室的坦白是真是假。”

“正是如此。”

他恼羞成怒，站在办公桌前瞪着我。我也坦然无畏地给予回视。

“您不是这座诊室接待过的第一个违背过上帝的指令的人，也肯定不是最后一个。他们当中没有过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因为本人不合格的职业操守而身败名裂。”

公爵沉默了几分钟，终于长叹一声，重新靠在了椅背上。

“你说得没错，他和我有过肉体关系。”

“还请您细说这段关系。”

“如你所愿。我之前不愿意提，倒不是刻意妨碍你的判断，而是我已经把相关部分全数告知，我实在看不出剩下的那点卧室里的隐私和病情有何牵扯。彼时我遭遇了存在危机，如同挣扎的溺水者。一开始，我们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后来沃尔特克斯有心开导，我无意拂了他的好意，就偶尔共同外出用餐。随着交流越发深入，他与我的灵犀相通就如同救命的稻草，在我的心中激起波澜，我们便开始定期幽会。我结婚很早，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我所在阶级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青春的骚动，把可能在未来妨碍仕途和名誉的魔鬼扼杀在摇篮之中。我当时三十来岁，已经有了一个女儿，这个数量与我的同龄人相比不容乐观却也无需担忧，因为我的岳父甚至比我还迫切地指望他唯一的女儿生下一个男孩来继承我的头衔，更别说我还有一个弟弟。在此之前，性在我的人生中从未占据重要位置；我看不上那些为了女人而身败名裂的糊涂家伙，更看不上那些误入歧途的鸡奸犯。直到碰到了沃尔特克斯，我才发现自己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心如止水，并不是因为我冷静到完全征服了这种难驯的冲动，而是因为我在下半身的事情上摸错了门道，初出茅庐却误以为自己阅尽千帆。事实证明，我在纵欲无度一议题上的表现和寻常的男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沃尔特克斯和我每到周五便借口应酬，在他的公寓做爱到凌晨，日上三竿才起床。有一次，我被鸟鸣唤醒，看见阳光透过百叶窗，同时洒入我的心扉，照亮了阴霾密布的角落。说来亵渎，然而我确实由于有违天理的活动而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现在想来，沃尔特克斯治愈我的方式，和流行于我们那个年代的婚姻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的年轻人还读卡莱尔吗？”

“据我所知，他仍然是英文系的必读。”

“那么，你应该听说过他的那个自我放弃的理论。人的不幸福来源于人的伟大。人类一旦思考起如何获得幸福，就是试图把全知全能的渴望囊括于肉体凡胎的意识，要使无限包含于有限之中。它本身就具有数学上的不可能性，卡莱尔喻之为‘阳光下的黑点’。要让这片自我意识的阴影消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摒弃自我意识。健康人不觉其康健，患病者深感其疾苦。像我这样单从伟大的事业从汲取幸福，从事的正是这项西西弗斯式的任务，英雄主义、永无止境，却注定徒劳无功。它把我们的行动力催眠，将我们卷入过度自省的漩涡。这种情况在这个时代，如同在所有时代一样，一定是最深重的灾难，让我们在追求天下大同的过程中迷途失路——不正是我当时的困惑！和他缠绵的时刻，我不由得热泪盈眶，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完全丧失从世俗的琐屑之中提取出快乐的能力。从此，我的思想负担有所减轻，搁浅的船只再次扬起风帆，不再像之前那样断绝一切希望。”

“您的睡眠质量也因此而好转了吗？”

“是的，”公爵望着窗外，“直到沃尔特克斯去世前，我都没有再做那样的梦。”

这时，他表现出了一种脱离语境的伤感。我注意到这一点，暗中觉得奇怪。我撇开一切可能带有个人倾向的语气和可能包含价值判断的措辞，极力使自己处于婴儿般的道德真空，用自己最柔和、最宽容的嗓音问道：

“如果我说您爱上了他，是否言过其实啦？”

公爵没有接话。他伸手去够桌面的一支雪茄，不小心把盒子打落到了地上。我敢打赌他至少从公学毕业以来就没有为自己系过鞋带、捡过东西，这一次却忙不迭地弯下了腰，大概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六神无主，然而不停的颤抖出卖了他的心绪。

“沃尔特克斯死后就一直出现在您的梦里吗？”

“是的。”

“每一个？”

“每一个。”

“他为什么总是出现，您有头绪吗？”

“俗话说，久病成医。我对弗洛伊德的理论也有所了解，大不了又是那一套老生常谈，譬如说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多个自我，其中一个怀着对腐败分子们复仇的欲望，采取了那个开发了我的欲望的人的形态，等等。”

“这的确是我最初步的假设。听上去您并不赞同？”

公爵再次陷入了犹豫，沉默了半晌。

“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

“您介意说一说为什么吗？”

“没什么理由。”

“是因为他在您心中特殊的地位吗？”

公爵像被踩中尾巴的猫一样叫了起来：

“我心中地位特殊的人多了去了！我的母亲赋予了我生命，我的父亲塑造了我的人格，我的老师是我的指路明灯；更不用说我的胞弟，我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来确保他一生平安。还有与我朝夕相处多年的妻子，以及我的女儿——感谢上帝，她是一个真正的天使。他们当中的哪一个和我没有数十年的羁绊？沃尔特克斯不过和我做了一两年的秘密情人，我有什么理由将他置于其他人之前？”

我看着他，冷静地说：

“您想知道我作为旁观者的感受吗？”

“你又有何高见？”

“恰恰是这一番话，让我确定他在您的潜意识里占据了首要地位。”

“荒唐至极！”

“比起说服我，您更像是在说服自己。这样的对话在您的心里发生过几次？对方刚去世的时候，您就感到有必要与这种念头对抗吗，还是说苗头出现在更早之前？那就是沃尔特克斯开始出现在您的梦中的时机吗？我想知道的是，让您对这段关系唯恐避之不及的，到底是您的性取向本身带来的耻辱，或者是它对您的仕途具有的毁灭性带来的恐惧，再或者是对潜意识的杀戮冲动的忌讳？或者是某种愧疚……”

话音未落，公爵唰地站了起来，毫无血色的双唇哆嗦着，额头青筋毕露，两眼喷射出怒火。他的一只手牢牢地抓住桌子的边缘，如果不是过于沉重，他已经把它掀翻了。随后，他冲我劈头盖脸地咒骂了起来。那些话在我听来相当文雅，同时也相当刁钻，让我对他的词汇量感到无比惊奇。

我一语不发，等待风暴过境。公爵被近来的心神不宁折磨得虚弱至极，很快便偃旗息鼓，瘫倒在了椅子里。见他的理智逐渐回笼，我为他重新上了一杯茶；他口渴极了，立刻毫不矜持地喝了个底朝天。等杯子重新回到茶碟，他的礼节和修养也基本归位了。

“我方才恐怕吓着您了吧，还请您不要见怪。这就是我来请教您的原因——近来，我的脾气变得非常暴躁，越发不像自己了。有时在冲动之下说出的话、做出的事，事后连我自己也害臊。要说整个伦敦还有谁能帮到我，恐怕就只是您了。”

“没关系，真的。只是如果您坚持不告诉我实情，我恐怕也爱莫能助哩。”

“出了这种事，如果您不愿意再接待我，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您完全失去耐心之前，容我再为自己辩解几句。我认为人在异常状况下的言行举止，是不构成对其人之品质的公允判断的。我可以明确地说，博士，我并不是刚才那样糟糕的人，更不是梦里那样邪恶的人，甚至为了缓解这种症状而做出的种种下流的尝试，也并非是我的本意。我注重清誉、信守诺言，如果不是机缘巧合，我压根不会想到背叛我的妻子。我只是得了一种罕见而顽固的神经衰弱。对于和平，身处存在的漩涡，时间之子无法再假装自己尽在掌握：过去的幽灵缠绕着他，未来则是冥河般的黑暗。迷途羔羊便合乎情理地扪心自问：‘这个世界的幸福之门难道不是无情地对你关上了吗？你难道有一个不疯狂的希望吗？’³到了那种境地，我想任何人都会回答：‘是！’你难道能苛求他的行为经得住无时无刻的审视吗？你难道能责备他的意志不够坚强吗？”

“当然不能，”我由衷地表示赞同，“我处理过许多病例，我敢说人人的心底都藏着见不得光的野兽，哪怕他们的外在表现有多么光鲜亮丽。如果仅仅是因为这种与生俱来的‘阳光下的黑点’便要把他们统统送去监禁，那么这个世界将布满了疯人院和监狱，又有谁能算得上清明之人呢？”

“你说得正是这种痛苦的重点——见不得人。我们做律师的经常谈论迈克纳顿规则，也就是说，全须全尾的疯子，必然意识不到自己何错之有，更无法想象自己行为的后果，所以身处愚人船上的反而拥有纯粹的幸福。我猜想，遭受着神经衰弱的不幸者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彻底丧失理智和良知。我已经把自己在异常的影响下所做的荒唐事都告诉你了：我变得敏感易怒，耽于违背天性的情欲，心中充斥着见血的冲动。这个秘密如果只有自己知道，自然不成问题，可是——”

公爵痛苦得五官都扭曲了。

“沃尔特克斯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一切！他和你不一样；你只是听了我的转述，并且知道我对此有多么痛苦和恼恨，我又是如何殚精竭虑地希望摆脱眼下的处境。沃尔特克斯呢？他不仅是知情者，还是当事人。他教唆我在梦中大开杀戒，知道我是多么心悦诚服地听从了他的指令。我生怕在法官席看到他，因为我不敢面对他那种讥诮又鄙夷的眼神。他清楚我在满嘴仁义道德的同时，梦寐以求于毫无荣誉可言的谋杀；我一边主张程序正义，一边渴望滥用私刑。所以，我在法院和议会的发言不过是一席道貌岸然的鬼话。时间一长，我患上了某种离魂之症，就像柏拉图所说的灵肉对立。好几次，我在狼藉之中睁眼，好像突然之间被浑身酸痛唤醒了似的；我低头看看自己，衣服脱得一干二净，但是我根本不记得我是怎么来到这里，去了哪里，又做了什么。沃尔特克斯比我更了解我在床榻上的表现有多淫贱，所以我打扮得衣冠楚楚，在他的眼里也一钱不值。我的骄傲、尊严和自信都被他完全摧毁了。我曾经珍视荣誉如性命，如今荣誉尽毁，留着苟延残喘的性命还有何意义？”

“我认为您钻进牛角尖啦，”我宽慰道，“我从来没听说过类似的传言，您的形象在大众看来仍然是非常正面的。您如此忌惮沃尔特克斯泄露消息，或许是自己的不安全感在作祟。”

“你当然没听说过，”他轻声说，“因为我已经把风险提前排除了。”

“什么意思？”

公爵抬起眼。两行泪水，从他的脸颊上滚落。

“他的死是我一手促成的。”

我震惊极了，只顾着望向他，忘记了手上的动作。钢笔停在纸面上，积蓄在笔尖的一大团墨水污了先前的记录。他见状，似笑非笑地扯了一下嘴角。

“这一切是真实发生的吗，又或者只是一个幻境？我已经分不清了。我说过，每一桩命案都是我在梦里亲自策划的，我比谁都清楚如何介入其中。沃尔特克斯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人。他用我的欲望操纵我，我也摸清了他的欲望，其中当然与我有所重合。只要他并非心如木石，就有大做文章的空间。这个被压缩的故事有一个更通俗的梗概：我陷害了他。他在非公开审判中被定了死罪，然后在纽格特监狱秘密问斩。临刑前，我前去探视，见了他最后一面。我以为他要为我这个罪魁祸首的出现而勃然大怒，并且垂死挣扎一番，试图和我鱼死网破。然而，当沃尔特克斯见了我，只是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他久久地抚着我的脸，然后亲吻了我。他从始至终都没有说一句话。

“从那时起，沃尔特克斯就成了噩梦的常客。你或许以为我所说的只是一种投影，是我的大脑根据往昔的记忆模拟出来的形象，看起来逼真却不具备自主意识。不，我告诉你，我万分肯定，那是沃尔特克斯本人的灵魂——他借用我的肉体重生了。我们合二为一，他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他的行动就是我的行动。几十年来，法外之人按照我们拟定的剧本死去，市民们称之为报应，美其名曰‘老贝利的死神’。谁又能想到，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高悬于伦敦上空的威慑者，背后不过是一个软弱如水、不定如风的人。”

得知至今未侦破的系列案件的元凶与他有关，我的内心警铃大作。公爵的自白中出现了类似人格解离的描述，如果属实，那些法外之人的死亡就不是巧合，而是他在精神疾病发作期间切实犯下的谋杀。职业道德规范使我无权揭露病人过去的罪行，同时也要求我在存在可信的持续犯罪的情况下通知执法部门或潜在受害者。考虑到公爵的职位，或许应该先与某位当权人士取得联系，例如内政部常务次官。我不动声色地试探道：

“您最近的噩梦是什么时候？”

“周三。”

“什么内容？”

“亨廷顿勋爵的新闻，你知道吗？前段时间，他被控欺诈和贪污，进口劣质药品以高利润率出售，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绕过检查。好几条人命都间接和他有关，更不用说不计其数的民众。我梦见我在决斗中一剑捅死了这个该死的混账。”

“当然，他现在如何了？”

“活得好好的，”公爵怒气冲冲地说，“昨天还在上议院狺狺狂吠。”

我暗中舒了一口气，排除了最可怕的可能性。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们又见了几次，进行了催眠治疗。尽管我在诊室内短暂地让他获得了安宁，但是梦境中的暴乱却在他回家之后故态复萌。过去百试百灵的治疗方式均无法根除这一精神的顽疾，公爵的脸色一次比一次苍白。我别无办法，只能提议他尽快辞职并离开英国，搬到诸如蔚蓝海岸、卡普里、巴登-巴登、威尼斯等度假胜地，或者任何一个风景优美、阳光普照、民风淳朴的地方，换换心情。公爵不出所料地拒绝了，对治愈已经不抱希望。他仍然坚持来访，或许是因为他唯独向我吐露了真相，能毫无保留地面对他人也是难得的释放。

我又看了一眼窗外，天已经黑了。再过半个钟头，就是下一位病人的预约。我只能猜测他临时被公务绊住了腿脚，毕竟他派人提前一天与我确认过时间。我按照名片的电话号码拨回去，无人接听。我挂了电话，唤来了听差。

“待会儿，要是莱茵兰公爵来了的话，就请告诉他，我马上要接待另一位病人，只能麻烦他另外改期了。”

“是，先生。”

“晚报来了吗？”

“我这就去看看。”

没过多久，听差上气不接下气地出现在了门口。

“发生什么啦？”

我接过报纸，只见头版头条写着：内政大臣去世。

“我的天！”

我一目十行地读了下去，据说公爵昨天晚上便感到胸闷气短，早早地上床休息。他的贴身男仆察觉异样，连忙请了私人医生。后者赶来时，他已经与世长辞了。报纸提到了大战之后紧张的国内形势，以及上一任公爵在大法官的任期上猝死的往事，推测是工作压力和家族遗传病相结合的恶果。紧接着是一段辞藻华丽的讣告，追溯了公爵的功绩和美德；附带的照片中，班吉克斯家族的成员们身着丧服，神情或悲伤或凝重，底下的一行小字特意说明死者的胞弟将成为第十代莱茵兰公爵。再之后，就是对接替内政大臣一职的人选的推测。我展开下半页，发现另一条重磅新闻，是近期处于风口浪尖的亨廷顿勋爵遭到谋杀，死于刺剑所致的心脏穿透伤，目前嫌疑人不明。

两则新闻并列，使我大惊失色。我想起公爵的噩梦，此人正是决斗去世。如此一来，连公爵本人的死也蒙上了一层疑云。他曾经多次表达出借助噩梦自杀的愿望。难道说他对旷日持久的折磨感到忍无可忍，终于在昨晚付诸实际，用同归于尽的方式摆脱了沃尔特克斯的控制？这个古怪的病例，到底是被步步紧逼的欲望和节节败退的理智置入绝境的正直之人在潜意识采取的逃逸，还是危险又懦弱的连环杀手为自我开脱而找寻的借口，再或者说梦境与现实之间那种穿透性的影响的确存在？

明明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当下的我却如坠冰窟。人心，我草率地选定的对手竟然是如此神秘而难测的鬼蜮。茫茫夜色浸没了房间，我战栗不已，仿佛洛夫克拉夫特笔下虫豸般的角色，偶然瞥见了覆盖在日常生活的薄壳之下的万千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