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云山雾罩

海岛上长达三年的疗养时光使皇后脱胎换骨。受众人爱慕的供养,她的美貌和自信达到了巅峰,皇后得以从索菲亲王妃的孤立政策中逐步收复她对皇帝的影响力。二十七年后,丧子的皇后在她的土伦战场[1]——科孚岛——斥重金修建了一所充满了异教色彩的遁世行宫,以她最崇拜的希腊英雄阿基里斯为名。阿基里斯行走迅疾,强壮而任性,视君王和传统等凡俗如草芥,一心供奉自己的意志、生活在自己的梦幻中,正如皇后在诗歌中为自己构建的理想文学形象。这是一座白色石灰岩构成的新文艺复兴式建筑,以庞贝古城的遗迹为蓝本,拥有三层退台的悬空花园、严格按照古典韵律设计的柱廊与饰有石质波特兰式花瓶的连环拱隔间,面向阿尔及利亚群山,自绝于窥视之外。她按照对卡吕索普的想象打造出一个装有镜子的洞穴,使它在蕨草的掩映和泉水的流动中折射出梦幻般的绿光。上述女神将奥德修斯困在奥杰吉厄岛上长达七年之久,而皇后仅用不到七年就偃息了对这座行宫的热情,其中甚至包括建造和装修的时间。她再一次投身于无尽的奔波之中,直到两年后在日内瓦死去。

由于阿基里斯宫的装潢均由皇后亲自操办,它得以摆脱皇帝赠予的赫尔墨斯宫室内那甜腻而造作的洛可可涡旋和金箔。维持原色的墙面以希腊神话题材的浮雕装饰,高挑开阔的房间内陈设有色相雅致的绸缎窗帘、挂毯和地毯,那不勒斯工匠仿制的希腊家具,哲学家和诗人们的胸像,多处台面的容器中三三两两地插有当日采摘的野花。熟悉皇后的人,可以从这间古朴的庞贝风格卧室中看穿其抑郁的本质——床头悬挂的一幅法国风俗画家格勒兹的《受罚的儿子》出卖了皇后的求死之心。画面上,干瘪而蜡黄的垂死老人躺在粪臭味的床单褶皱之中,年轻子女们表情沉痛,却并非为送终而悲伤,而是愤怒于父亲的遗产之少。尽管凌乱的服装、饱满的肉体和放荡的姿态将观赏者的目光更多地引向青春靓丽的女儿们,这幅画描述的仍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弥留场景。换上旁人恐怕要大吃一惊,皇后陛下竟会在每日照面的床头布置这样一幅死亡之画!我造访时对此却毫不意外。即便是在金碧辉煌的赫尔墨斯宫,她的心境和口味也和在阿基里斯宫内相差无几。1894年时,皇后在卢加诺艺术展览会上发现了一尊为亡子哀悼的尼俄柏雕塑。她将其购回,把这个手持棕榈断叶的妇女放置在卧榻旁。这个阴暗的巨物与华丽的环境格格不入,被绿色电灯光照亮,模样近乎恐怖。

克里斯托马诺斯在皇后晚年常伴她左右,受聘为读书员时,这个希腊人刚从大学取得中古史的博士学位。他由于驼背和自卑而颇受她的宠爱,因为“它传递了一种被正常秩序排斥的联想”。他痛苦地告诉我:“与其说她喜欢我,不如说她喜欢这种联想;这是她日常的叛逆,她从中得到满足和快乐。正是这种联想,使她乐意与被维也纳上层社会嘲笑的罗马尼亚王后结缘。当我的特质不能再为她所用时,她便会立刻丢弃我。”

即便意识到这个残酷的真相,克里斯托马诺斯仍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务,并情不自禁地保持了他对皇后的爱戴。她意外离世后,他发表了多部颂歌,并归档了她的译作和创作。他整理的对话录中记载道,有一天,他对阿基里斯宫床头的画作和赫尔墨斯宫床边的雕塑表示了不解。

“您为何将如此悲伤和不祥的作品放置于床榻边呢?”他问。

“很简单,”皇后引用普希金的诗句作答,“谁生活过、思考过,谁就不可能不在灵魂深处傲视人寰;谁有过知觉,永逝的岁月幽灵便会不时来拨动他的心弦;他已不再为任何事着迷,回忆的蛇蝎将不给他休息,悔恨将会不停地去噬咬他[2]。”

尽管在索菲亲王妃隐退后,皇帝对皇后可谓百依百顺,争吵仍然是这个维也纳第一家庭的家常便饭。皇后将前者视为一个没有生活和思考的人——他对外部世界和哲思旖想的五感已在童年时期就被亲王妃冷酷无情的“帝王教育”连根拔起,犹如一道过于刺激的菜品摧毁了食客本该无比敏锐的味觉;而她恰恰是个感官格外敏感的人,她的体悟和沉思在皇帝的眼中则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想入非非”。和一个习惯于自我孤立、自我约束和自我抑制的人共同生活是令人厌烦的,他责任心有余而情调不足,再与迂腐与愚蠢结合,则是烦不胜烦。瓦莱丽女亲王后来感慨道:“我现在才理解,为什么妈妈在爸爸身旁总是感到压抑。是的,和他相处很不容易,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感情交流。我知道他已深深地感到了这种痛苦却不知所措,最后只好用常规的套路来应付。

争吵的结果是皇后越发肆无忌惮的挑衅行为。她将自己对奥地利的皇亲国戚们的不满转移到对匈牙利的制宪事业的支持上,很快在自己长长的爱慕者名单后又增加了几个耀眼的外族姓名,其中之一便是久洛·安德拉西,未来的外交部长兼匈牙利总理。在加冕典礼前有关巴拉丁人选的博弈中,大获全胜的她再次向皇帝写信重申了一个事实:“我越来越认为,我确实具有高超的智慧,尽管你对我的非凡理性并没有给予公允的评价。”这一说法得到了议员约翰·冯·克卢梅茨基男爵的肯定:“她是一位超越常人想象的了不起的女性。

除皇后在布达佩斯的胜利之外,还有她在皇太子教室内的胜利。亲王妃对皇帝的教育方式被后者照本宣科地移植到皇太子身上,他试图克隆一个与自己一样贯彻教权派主张的专制君主兼军队将领。于是,利奥波德·贡德雷库尔伯爵近乎折磨的操练给皇太子幼小的心灵投下了永恒的阴霾。他在卧室以枪击声将皇太子唤醒,随后将这个可怜的孩子同野猪一起丢进狩猎保留区里——一个古罗马斗兽场的变体。一个冬日,皇后等人听到窗外传来一声格外凄惨的嚎叫,她们推开窗子,看见伯爵正把皇太子头朝下往雪地里钻。

我怀疑他会疯傻甚至死去,” 想起这段往事,已至耄耋之年的费斯特蒂茨伯爵夫人仍然怒气冲冲,“这就是奥地利粗暴的军事机器,制胜秘诀在于在和平时期把孩子们往死里摆弄。

影响力日益攀升的皇后决心不再沉默。在保姆卡罗莉娜·冯·韦尔登男爵夫人的苦苦哀求失去效力后,她挺身而出,以书面形式的最后通牒作出威胁,要皇帝在自己和伯爵之间二选一。她如愿将儿子从伯爵的魔爪中夺回,转交给立场温和的约瑟夫·拉图尔·冯·图恩伯格上校,施行具有市民阶级风格的教育。在上校的指导下,皇太子久违地享受到了心智发育的快乐。他确立了对自然科学的兴趣,登船外出考察旅行,参与学术论著的编写,并请求以正式大学生的身份进入高等院校学习。这一请求被一直期待儿子在军事上有所建树的皇帝驳回。

“这是不可想象的,”皇帝宣称,“他和他母亲一样成天想入非非。”

在瓦莱丽女亲王向我出示的皇太子旧照中,我得以更进一步地了解这个至高无上之家内部的分裂。他外貌俊朗却略显纤弱,身着白衣红裤的陆军元帅制服,斜挎一条红白相间的绶带,领口、袖口和裤缝上布满了金线刺绣的花纹。这是一个寄托着军事帝国的期盼而生的军人,只不过他的怀疑主义通常被他左胸前的勋章掩盖着;当他摆脱了军队和宫廷的号令,与人文主义者与鸟类学家同处一室,那种与母亲一脉相承的怀疑主义便又故态复萌——皇太子憎恨君主制国体。他反对自己的阶级,反对自己的父亲。

皇帝对皇太子秘密发表的大逆不道的社论毫无察觉。他曾近乎天真地许愿:“上帝赐予我一个儿子,他将看到一个更新、更大、更美的维也纳,即便这座城市发生变化,他仍将获得维也纳人永不改变的忠诚之心,必要时,他们会在任何情况下为他牺牲。

在维也纳内城区指环路上的利本-奥斯皮茨宫,一栋发辫时期[3]落成的洛可可古典主义住宅里,活跃着一个自由派秘密社团,《新维也纳日报》主编莫里茨·斯泽普斯便是其中一员。我从皇太子这位朋友的口中,得知了他对皇帝这一愿望的回应。“请问,凭什么?”他向出身市民阶级的同志们说道,“人云亦云者会说,当然要保护国王,因为国王是秩序、教会和财产的守护者,为他而死是天经地义的。为他人牺牲,这或许是一件可歌可泣之事;但当我们意识到他们至死也不清楚自己为何而死,就是另一回事了。”

斯泽普斯告诉我,皇太子1878年在布拉格的步兵团服役时,曾发现了一具暴晒五日有余的陈尸。此人生前在搏斗时腹部受伤,栽倒在一片茂密的灌木丛里,向周围的空气慷慨地散播着一种腥甜刺鼻的恶臭。苍蝇、蚂蚁和蛆虫在失去灵魂的肉体上尽情翻掘。他埋首于自己的呕吐物之中,肠子像涌泉似的在身下汇成青紫色的一滩,那是鲜血被变质的残血中和后的产物。战友们很快把它移走并埋葬了它玷污的土壤,以掩盖令人恶心的余味。皇太子目睹此景,突然没头没尾地问:“在最后一刻,他心中默念的是皇帝还是母亲呢?”他突然意识到,如果不把战死作为一种必然的自然现象,就无法不把士兵当作一个人来谈。士兵理所应当要为皇帝捐躯吗?如果意识到上面那一点,一切结论都应该重新受到质询。他的观察是敏锐的。在多年后由他的堂弟弗兰茨·斐迪南亲王之死所引发的世界大战中,双方的年轻人们怀着建功立业的幻想走向了战场,却在老鼠、虱子和炮火肆虐的战壕中流下了恐惧的泪水,最后无名无姓地永眠在淤泥之中。

皇太子的思维正如母亲一般因频繁的驰骋而求知若渴。年幼时,他就从仆从无意间流露的对他的纯洁无知的暗指中感知到了异样,得知“高贵”构建的帷幕之后,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真实世界。他急于探索帷幕后的真相,后来经安德拉西伯爵推荐,加入了这个秘密社团。在斯泽普斯先生上了年纪后,他的女儿伯莎·祖卡坎德尔-斯泽普斯以“文学沙龙”为名,联合奥法两国的文艺界、新闻界人士继续进行政治活动,直到在1938年因犹太身份而逃亡。在这里,皇太子请求同志们对他以“你”相称,免去虚礼和尊称。“对这种要求,我们都很谨慎,”律师约阿希姆·利斯特纽斯告诉我,“贵族的价值观与市民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对我们而言无足轻重的事很可能在他们眼中是严重的冒犯。一开始,我们试探性地称呼‘陛下’,后来是‘皇太子’,最后成了‘鲁道夫’。有一次交谈中,我为装作游刃有余的样子,不由自主地吹了声口哨,突然意识到,我面前的人可是皇太子!我连忙又是用指甲刮椅子又是用鞋底擦地板,试图制造一种与之相仿的噪声来掩盖刚才的失礼。鲁道夫看在眼里,只是宽容地微笑了一下。”

皇太子还带了一位年龄相仿、志趣相投的密友加入其中,即同样出身德意志贵族的梅克伦堡-什未林的亚历山大·特奥多尔公爵。同志们一致认为,皇太子的性格更和善可爱,公爵在相貌上更胜一筹。他有最典型的日耳曼特征,金发碧眼,令人们对光明与预言之神的想象有了现实依据。希特勒要是有幸见过他,大概会把他作为“生命之泉”计划的产品模板。他是梅克伦堡-什未林的弗雷德里希·弗兰茨二世大公和罗伊斯-科斯特利茨的奥古斯塔郡主最宠爱的幼子,也是所有儿女中思想最前卫、性格最乖僻、行为最放荡的一个。皇太子用欣赏和艳羡的口吻向同志们讲述了公爵的故事: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他给吕布斯托尔夫的家里寄了一封措辞得体却冰冷的诀别信,程式化地请求原谅后,宣布自己将留在英吉利海峡对岸,因为“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锦衣玉食令他感到羞耻”,相较之下,他宁愿去纽卡索做一个挖煤工人。过了几年,他辗转来到维也纳,因为他认为欧洲大陆比英国更需要人来推动人民解放的事业。这位优秀却脱轨的儿子牵动着大公的心,同志们隔三岔五地为公爵代收家书,大多从什未林城堡和路德维希卢斯特宫寄来。公爵兼具智慧和勇气、冷静和雄辩,是战士、科学家和政治家的结合体,身边总是萦绕着传教士般令人向往的氛围。他的经历和品质正是皇太子求而不得的,两人关系亲密,常常交谈至深夜。1889年,皇太子在梅耶林结束了自己在人世的挣扎,享年三十岁。公爵作为他的至交出席了葬礼,与皇太子的五位亲属陪同皇帝进入了墓室。随后,他离开了维也纳,从此杳无音信。当同志们因思念旧友,按照信封上的地址与他联系时,得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且冷汗涔涔的答复:梅克伦堡-什未林的亚历山大·特奥多尔并不存在,这个名字的主人是大公妃在1859年诞下的死胎。


注释

  1. 拿破仑的成名之战发生地点。
  2.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
  3. 十九世纪对十八世纪的代称,指男子佩戴的假发辫,含贬义。洛可可古典主义,流行于十八世纪末德国的建筑风格,介于洛可可与新古典主义之间。

T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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