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寓言

卢切尼挂在皮带上,百无聊赖,模仿杂技演员在空中转了一圈。

“那么,到底谁是罪魁祸首,难道不已经昭然若揭了吗?何需多此一举,还要传讯我前来受审?尽管他善于狡辩,号称自己没有人间的姓名,但的的确确就是个我们称之为‘塔纳托斯’的家伙。”

“他无法作为自然人来承担责任,”我回答,“因为,神明乃是一种共相。”

“你在说啥?”

“我们只是世上诸多殊相推论所得的概念,扎根于心灵之中,本无实体;一旦被理性所辨别,便获得了无形之存在。当你们试图在可感物之间寻找我们时,我们便寓于其中。”

卢切尼用小拇指掏着耳朵。

“简单地说,是人类的命名使我们存在,是人类对实体的寻求使我们化身为人。从古至今,人都在自己身上寻找材料,对神明进行想象。说我们形貌和性格是人的欲求和憧憬的投影也不算错。我是如此,卡利俄佩是如此,塔纳托斯也是如此。正因为是概念的生命,他在人间的降临自然不是出于他本身的意志,也无所谓‘本身’了。”

“这么说,附身于拉斯普金和尤苏波夫行凶的家伙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抱有杀意的某一方定制了他并召唤了他?”

“正是。我从日内瓦警方那里得知,你见过这样一个人。”

卢切尼耸了耸肩。

“你找错人了,”他说,“尽管我在巴勒莫也曾乞求死亡降临,不过我对男人一点兴趣也没有,长多好看都没用——那不是我点的死神。天知道,我烦死德意志人了!换作我,一个身材火辣的黑发美妞更能让我言听计从,如果是一个西西里姑娘就更好啦!大法官,你闻过她们床单上的香气吗?恐怕圣山上的花园也不过如此!”

我翻开埃阿科斯的预审报告,他同样对卢切尼的定罪表现出了犹疑。卢切尼显然是世俗意义上的凶手,但在死后的审判所中,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对皇后的刺杀行动系出于主观意愿,因此无法对她的死负主要责任。看来,正如他自己的辩解,这位无政府主义的狂徒就算不是清白无辜,也不过是一个更大阴谋其中一环的傀儡。塔纳托斯的行动模式在此前所未见,在嫌疑人出生前便盘旋在死者及其亲朋周围;交待在他手上的生命也远不止正常状况下的一人,而且时间跨度长达七十余年。如果他是死者本人的求死之心的化身,为何他的活动甚至持续到了她身故之后?仿佛他并非应召而来,只是促成一系列巧合,利用了嫌疑人来最终达成了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并用一场世界大战为其助祭。是谁的杀意布下了如此严密且周折的天罗地网,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当我不抱希望地向卢切尼打听,他简单地表示:“当然是为了爱情,为了伟大的爱情。”

这个回答令人一头雾水。她爱上了谁?在我们的调查中,这种古老而神秘的痛苦从未对她加以照拂。我与埃阿科斯陷入了同样的困扰,而狡猾的证人卢切尼向他提供了一份认罪辩诉协议,要求以减免一百年刑期交换一个猜测。在长篇累牍的报告其中一页的狭窄边角上,我看见埃阿科斯抛却了公事公办的口吻,以近乎文学化的表述批注道:“人人都与死亡共舞,但没人像伊丽莎白那样。”

关于皇后本人,我得知的消息很有限,因此她的形象在理想化和妖魔化的极端之间震荡。在最后的日子里,皇后被报告说“日益陷入了对梅耶林事件的冥思苦想中”,借助儿子的自杀,她更露骨地幻想起自己的死亡。伊达·费伦齐告诉我,皇后对亲属们接连的非自然死亡所作出的反应,让大家胆战心惊。她久久地徘徊于棺椁之侧,甚至出现了幻觉,多次试图借助招魂术与亡者见面。她曾向玛丽·拉里施伯爵夫人谈到路德维希二世的显灵:“……他走了进来,衣服被水浸湿,水滴在地板上形成了一个水洼。头发贴在他苍白的脸上,样子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他提到一个曾爱过他的‘燃烧的女人’,在她的命运没有完满之前,他不会得到解脱。待我们三人再见面之时,就是获得幸福之时。”在皇后离世前一年,她最爱的妹妹、曾与路德维希二世订婚的阿朗松公爵夫人巴伐利亚的索菲·夏洛特,果真在一场大火中身亡。她又描述了与皇太子的幽灵重逢的心碎场景:“他啜泣着,哀求着,告诉我他去往的地方是多么寒冷,他又是多么渴望我前去提供陪伴和温暖。”费斯特蒂茨伯爵夫人曾向伊达·费伦齐写信道:“她已经不是过去的她了——在她的精神上,笼罩着一片阴云……如果一个人在闲谈中总是否定美好高尚的情感,那么这就是愤恨和玩世不恭的表现!相信我,我的心里流着血泪!”当伊达·费伦齐小心翼翼地对皇后表达担心,后者回应道:“我最甜美、最忠诚、最亲爱的伊达!你无需为我忧虑,相反,你应该开心。同时代人把虚妄当作最要紧的追求,这样的世界又有什么可留恋之处?直到死亡来临,我都只能假寐而无法安眠。到时,我将大笑,我将放歌,我将纵情舞蹈,而你将为我举杯祝贺!”

知己路德维希二世殒命的湖泊似乎引发了她对水域的向往。她漂泊不定,多次出海,在风暴降临时要求随从们仿照奥德修斯横渡墨西拿海峡,将她用绳索绑在桅杆上。她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航船翻覆、葬身海底,她甚至专断地替同行水手们作了决定:“我们都已饱尝人世滋味,就此过世,也不会造成任何损失。”一篇诗歌体日记中,她写道:“让我的身躯下沉到海洋的深渊中吧,那里有锋利的礁石,使我遍体鳞伤。海蜘蛛寄居在我的发辫中,黏滑的珊瑚锁住我的臂膀。一条半虫半蛇的动物占据我的心脏、嗅闻我的手脚;巨鳗啊,缠住我的脖颈,让众水族赶来欢娱,不分雌雄老小。修长的血蛭也将我的手指吮吸,鳕鱼凝视着我死灰的眼睛。贝壳藏匿在我的牙齿间;一串串的珍珠,就是我最后的泪滴。”而在欧洲的传统文学想象中,这种晦暗、松散和无序的物质,正如精神病学家约翰·海因罗特的说法,是鲜明、稳定和凝固的精神的对立面,往往是疯癫的本质。

我知道,我有时被人认为是疯子。”她安静地微笑道。

“我情愿她真的失去理智,把刀叉都摔到那些人脸上,”伊达·费伦齐说,“但她始终那么清醒,沉湎于自我折磨之中。这样的一个女人,谁能说她是有害的呢?她把所有锋芒都毫无保留地对准了自己。因为她的秉性而遭遇不幸的人,其实是死于与她如出一辙的自我。”

“聪慧之人就像钻石,只有自己才能伤害到自己。”伊达·费伦齐以格言的行式总结说。

1890年,我为拜访病榻上的安德拉西伯爵而偶然邂逅了皇后本人。伯爵咽气后,皇后遁入了阿基里斯宫中。那是一年间最寒冷的时段,她在五点钟便出现在户外,身着一身黑色丧服,在柱廊和花园的梦幻环境中写诗。她就像赖弗沙伊德教授一样立刻认出了我。我几乎无法相信,眼前这位悲哀圣母竟然就是曾经艳冠天下的奥地利-匈牙利皇后,可以说,马德拉岛三十年前那颗明亮的恒星已坍塌为了一个吞噬性的黑洞。地质学家爱德华·修斯也曾在一场宫廷舞会上见到了梅耶林事发后长期隐居的她。豪华的排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贵女们的队列则璨如银河。她们和皇后年轻时那幅流传甚广的画像一样,以简朴的衣着尽情突出自己的青春魅力。在这样的环境中,身着丧服的皇后犹为突兀:“母亲们佩戴的珠宝都在这无尽的痛苦中失去了光彩,似乎在告诉前来躬身致意的每一个年轻姑娘,欢乐和痛苦是一场难舍难分的缠绵。

如今,她安坐于冥间的候审所,与作为复审法官的我相见。这座乌托邦式的建筑耸立在塔塔洛斯的山脚下,四周环伺着勃鲁盖尔、鲍茨、洛克纳和格吕内瓦尔德笔下的隐喻怪物,一种人类与动物病态地拼贴而成的魔影:长着人头的蟋蟀,拥有人类身体轮廓的蜥蜴,上半身化作人形的蛤蟆。正是这些狂迷的意象冲击着人类的思想,头脑中的塞壬那富有诱惑性的歌声来源于无垠的未知之海。皇后想必是在此处寻求到了短暂的安宁,就像森林中被精怪围绕的泰坦妮娅。她平静地接待了我:“我期待和恳求您,给我最合适的判决。”闲聊中,她显示出超人的洞见,和拉森堡宫里以泪洗面的少女大相径庭。谈起候审所中随处可见的疯人,她说:“我喜欢他们,也羡慕他们。他们无疑是柏拉图之洞喻的活体证人:面壁的囚徒将火光投射所得的物体阴影视为唯一真实,而当获释的囚徒见识过了现实世界并返回规劝时,被却洞穴中的同伴斥为胡言乱语。一个人,要掌握全副的智慧,必须像采珠人浸没在海中,放任思路随波逐流。每当这时,他们便被迫要与世界的月暗面正面遭遇。从此之后,他们所见唯有谵妄,他们的诅咒便是自己,他们在自己的维度上只能是一个流浪者,既无所谓来处,又看不见归途。伊甸园的苹果已经显示出,智慧是人类的禁区,所以掌握或哪怕只是试图掌握已知世界背面的图景,就是他们被污名化的缘由。”

皇后的这种观念无疑带有浓厚的反基督色彩。她说,虔诚的天主教徒瓦莱丽女亲王曾试图将她从中解脱出来。有一次,女儿开导她道:“我很高兴看到……您仍蒙受着主的恩宠,因为他愿意为您的罪过而实施惩罚,这种对抗并不是永恒的。如果您有意忏悔,便可得赦免。”对此,皇后反问我:“是惩罚,还是馈赠?难道您没有发现,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疯子都是惟一有理智的人?我倾向于认为,被人称为发疯的人,都是有理智的。真正的理智,往往被人看成是‘危险的疯狂’。所以您可以看到,象征智慧的伊甸之树在博斯的愚人船上招摇。”

顿了顿,她接着说:“疯狂,到底什么是疯狂?理智和疯狂的界限又在哪里?它是人为划定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存在便是一种荒谬,因为有一方既做了当事人又做了审判长。文艺复兴时期,疯子被视为拥有独特智慧的人,这一状况又是在什么时候发生了改变,什么时候,他们被剥夺了合法性,被驱逐于文化之外?总之,一句话:疯狂是一种构建吗?”

死后,她不再害怕因为吐露真心而被关入布伦德费尔特疯人院,所以她不避讳地谈论了种种,包括1853年在伊舍尔的那场相遇:“假如皇帝从未踏入过我的家门,从未见过我该多好!那将为他和我免除多少麻烦!”她谈起她对皇帝的失望,对皇太后的厌恶,以及儿女接二连三地在她的腹中胎动时,她感到的不是光荣和幸福,而是彻骨的恐惧。她不但没有像父权社会中流传已久的谎言一样,由于成为母亲而被赋权,反而因为沦为奴隶而失去了权威,因为——她说——权威不体现在孕育生命,而在于杀灭生命[1],所以生命的主宰即是死亡的主人[2]。除了自己乃至自己性别的屈从状态之外,她还敏锐地察觉了婆母和丈夫极力维持的旧秩序的荒唐。她说出以下这段话的口吻近乎一个共产主义者:“落灰的社会目标应该被重塑,旧日的神明应该被亵渎,传统的正确性应该被质询,而以上三方面加诸于人的习俗性义务应该被摆脱——所有的主语都是人民。每当我看到人民们,心中不由充满哀伤;我多想去帮助他们每一个人,甚至与最贫困的妇女交换,但‘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却使我恐惧。

婚礼当日,年仅十六岁的皇后还未意识到自己的怨恨从何而来,只是在直觉的不适中懵懵懂懂地哭泣,为心中那朵早夭的花苞而哀悼:“我甚至不知道它的性质。面对那些繁文缛节,我只回想起在巴伐利亚的山水间肆意的童年。”面对她理应去爱的皇帝,她却更多地想起那双黎明般的蓝色眼睛,那头丝绸般的金色长发,那个神明一样完美的造物。她告诉我:“那几天,我不论何时何地都在想他。我被这种猛烈的情不自禁给吓坏了!可如果我的确如愿嫁给了弗兰茨·约瑟夫,那么我心中难以抑制的悲哀又是什么?”这份悲哀的莫名一直持续到了第三夜——陌生的器官撕裂了她的禁地。翌日清晨,当被迫展示年轻夫妻的最新成果时,她含着屈辱的泪水,“才意识到我失去的是什么,才了解到我真正的激情。”

“原来,我失去的是自由,我爱上的是另一个人。”皇后说。


注释

  1. 波伏娃《第二性》。
  2. D.H. 劳伦斯《螣蛇》。

T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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