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试论我对神人关系的拙见

首先感谢姑娘厚爱,实在是很感动。作为一个高考语文创下中学时代最低分的文盲本盲,看着姑娘的旁征博引,我压力山大(这不是四字成语),只好先转为敬,之后再把回复补充在下方:)

另,提醒一下,我跟姑娘在“出身”及相关问题上意见相左(也有可能是传达的问题,或是因为双方对“精英主义”一词的理解不同)。虽然这本质上是个人意见分歧,而且并不是全职原作本身的重点,但考虑到我有不少年轻读者,容易对单方信息全盘接受,所以之后我会在杂谈小号专门另写一份有关精英主义的简单说明供参考。不管是谁说的话(我的文是,各位的评论也是),都请大家批判性地对待。世上没有那么多标准答案。

岱山采蕙:

这篇文章名义上是文评,实际上因为我一直分不清老师的作品和原著的界线,思绪有些割裂化,权当戏说。
大概还是在死线之前完成了,又是叶神三连冠生日,一文多用了……..
我很少接触西方文学作品,所以对老师在系列中的诸多化用基本get不到点,阅读效果大打折扣,实在惭愧,请老师毋要重责。

@侑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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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一:社会关系]

一,关于叶修与刘皓众

“君子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宁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进而不进也?”(韩愈《重答李翊书》)

“贤不肖固有分矣”,孔子“成人之美”,孟子“不言人之不善”,要指望某人改进自己的不足,多半要靠自身的反省与觉悟。而叶修对后生的提点向来有一说一,从不加以文辞的矫饰,比如在刘陈二人的假赛事件中无视了二人十分世故的辩解,给予了最严厉的处罚。因而刘皓在受到叶修的指摘时,顿觉叶修逾越了人情世故的界线,冒犯了他脆弱敏感的自尊心,令他难堪而无所适从。

“知耻近乎勇,”(《中庸》),“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知耻是善念的发源,是事物向着美好一面转化的开端。可惜绝大部分人没有闻过则喜的开阔胸襟,“下品之人,教亦不善”(邵雍《戒子孙》),“败莫大于不自知”(《吕氏春秋》),世上永远不乏缺少自知之明的小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4.11》),所有以期许与重视为出发点的训诫,在刘皓一众的加工下演绎为恃才傲物、不通情理、刻意打压的恶毒迫害,而对胜利与荣耀的纯粹追求被鄙弃为天真荒诞、不切实际、垂死挣扎的白日做梦。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5.27》),“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韩非子》),既然刘皓一众根本无法做到冷静的“我辈之自新”(梁启超《痛定罪言》),叶修便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强制规束的责任,至于得罪对方等等枝节末事则无伤大雅,均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论语14.21》)孔子知道哀公的消极态度吗?当然知道,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那么叶修知道刘皓一众的歪思邪念吗?当然也知道,而且是知其不可而“强不可以为可”。叶修正是在深明人情世故与人性的浅薄鄙陋这一前提下对后者作出了推心置腹的深刻训示,“从未放弃对这个世界抱有希望”。

这已经不仅仅身为队长、前辈对自家后生点到为止的责任与关怀,更是一个孤独的开悟明道者对仍深陷泥淖、徘徊浑沦、理欲难辨的凡俗之人的点拨、开化与洗礼,是释迦、基督在洞悉人类罪恶本性后仍伸出的救赎之手。

“盖圣人之来斯世,明知乱世昏浊而来救之,非以其福乐而来享之也。故治世去之,乱世救之,特入地狱而救众生,斯所以为大圣大仁与!恻隐之心,悲悯之怀,周流之苦,不厌不舍,至今如见之也。”(康有为《论语注》)凤鸟无道而现的气节与风骨,比于独善其身、不能则止的世故老练,远超的岂止是一筹呢?

二,关于叶修与陶轩种种

(一)义利之辨

“正其义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董仲舒《春秋繁露》)叶修与陶轩同样具有务实精神,然而前者看到的是战队成绩,后者看到的是俱乐部盈利。二者没有绝对的是非黑白,但事实证明,战队成绩始终是商业效益之本。

或许陶轩可以拿经济基础论进行反驳,诚然,俱乐部的运营离不开财政实力,但一支战队的硬实力决定着俱乐部的财政潜力。陶轩为压榨苏沐橙的商业价值,无视了新秀墙的客观存在,毫不吝惜新人乃至整支战队的风评,“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为巧,欣然多己,及至不免,则自恨其谬而志伤神辱,斯未能达命之情者也”(《庄子·德充符》),急于一时事功,图于一夕之利,在逐利的道路上越趋越远,以致最终完全迷失了方向。

陶轩的汲汲用世,并非不能为叶修所理解。《周易大传》讲崇德,注重“利用厚生”,强调了实际功利在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而叶修对战队成绩的重视,在本质上也有利于俱乐部的增强后劲。“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齐民要术·种谷》)显然从这一角度讲,叶修比陶轩看得更为透彻,所谓的“反对商业化”也只是对职业圈利欲横流、本末倒置的现状的警惕与反思、对职业圈未来走向的忧虑与抗拒。

原著曾明确表示,叶修的能力并不局限于职业赛场,他同样能胜任经理、教练乃至老板等等覆盖俱乐部运营全方面的职位,而这正是他与其余任何的神级选手、“战术大师”相较下的最大过人之处与独特价值所在。登高望远,叶修对战队经营问题的见解与造诣绝不会低于陶轩,并且从他对体育馆改造时脱口而出的“这得多少钱啊”,更体现出叶修对财政问题并不是耻于言及的故作清高,而是抱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本能性的高度敏感与完整思维系统。

“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
“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
“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商君书·更法》)

这得益于上层出身对金钱观的良好熏陶与教益,得益于对义利、德力之轻重缓急的深刻把握与举重若轻。而这般高人一等的见地与思维,自然不是陶轩一介草民所能拥有的。“(鄙夫)惮于任事,故未得而患得;好利无厌,故既得而患失。”(朱熹《论语精义》)陶轩自以为脚踏实地、勘破世事,对叶修收放自如的理想主义不屑一顾,而实际上不过是他自身立场不坚、眼光短狭,为山腰迷雾所遮而不自知,未能攀登到叶修所处的长空澄澈的视野高度罢了。

(二)驭下之术

“‘上下一日百战。’…….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韩非子·扬权》)

嘉世是(已知有明确设定的)战队中,唯一以队长之名为队徽元素的一支(关于枫叶的传说详见《山海经》,对“秋”的诠释详见《周礼注疏》),足可见“叶秋”作为嘉世队长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叶修是嘉世王朝毫无争议的第一缔造者,是战队的不二象征,是战术与精神双重层面的绝对支柱,一言蔽之,叶修是嘉世的灵魂与信仰所寄,是这个豪门真正的君主。“截然不同的角色,根本也没有动,只是站在那里,却让他觉得那就是队长,那就是斗神,那就是一叶之秋。”

“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子·难一》)对陶轩而言,利害关系是一切人际关系的本质形态,利益是一切行动的最终归宿。他永远是那个穿着廉价西装的油腻中年人,努力地计算利害得失,并妄自揣度所有人都与他一样对利益抱有热忱到畸形的执念。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是他的错,因为他身无长技,卑微如稗草,唯有用利害得失实现对手下鹰犬的控制。

完全相反,叶修不需要刻意收买人心,他凌驾凡人的能力是吸聚人心的天然磁石。他是一个安静而庞大的黑洞,一旦进入事件视界,任何人都逃不脱他人格与才华的双重吸引,唯有顺着曳物线划入引力井。这样一个具有绝对支配力与压迫感的巨大天体,令人为他的超乎规则与想象而倾倒、而自卑,为他的深邃与不可捉摸而感到恐怖。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为理也。(欧阳修《朋党论》)陶轩不仅试图反抗,而且聚敛了一批鲰生杂碎来共同反抗,于是叶修成为刘陈等人的噩梦,也成为了陶轩自己的心魔。这片阴影始终笼罩在嘉世上空,无所不至,无孔不入,只是在辉煌时期他是灿烂云霞,在低潮时期他是狂风怒雨。

“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孟子·梁惠王下15》)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20.1》)
“神农无制令而民从。”(《淮南子·汜论》)
“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 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 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 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左传·襄公四年》)

由此可见,贤德之人得民心拥戴是势之必然,小人篡权不过逞一时威风。陶轩弑君与霸图弑神在本质上不同,后者是堂堂正正的刺杀,而前者是见不得光的威逼利诱、党同伐异与欲盖弥彰、文过饰非。在《殊途1》中老师以叶秋“既然准备打埋伏了,就别半途当MT”的嘲讽和陶轩“沉不住气”的自评暗喻了未来两人在战队运转中的错位,“艺术家不搞艺术,搞营销”(《千秋》),对陶轩的做法予以了批评。

“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17.23》)陶轩的野心是对叶修王权与神权的莫大僭越,与后者相比自然洋相百出、贻笑大方。

(三)战略思想

家庭是一个人认知能力的起始点。老师一直在强调自己并非推崇精英主义,私以为在实质上(而非口舌上)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事实确乎如此。李叔同若不是出身名门,或许没有机会在一个几乎人人都还在疲于奔命的时代选择浪漫到在当时毫无“实用价值”的艺术专业。由此可见,家庭的硬软件基础是一个人的人生起跑线。

叶修出身清贵,家庭的耳濡目染令他近乎于天生地拥有了远超战术层面的战略意识,并对以小市民为主体的社会抱有超然世外的冷静与洞见。叶修能在全明星赛上一见全息投影便立刻察觉荣耀联盟、电竞界乃至整个文化产业领域的跨越式前景以及全新科技引入对未来发展的全面改造,而非与身边的狂热观众一起为全息投影本身的视觉享受而忘乎所以。

陈果自然包括在小市民范畴之内,唐柔是不是我不敢说,毕竟从原著推断,唐氏集团应是从唐书森起步,三代方有贵族,但从商者又对一个行业的前景往往更为敏感,因此唐柔的眼界是否还局限于纯上流圈层的交际,我不敢断定,也按下不表。

至于叶修在忽悠方锐加盟兴欣时曾表示,第四赛季未招揽赵杨以继承气冲云水补强嘉世,是因为他认为人才垄断、实力天平失衡与冠军归属失去悬念会影响联盟未来的发展,这一点在老师的文章中也借路人之口有所提及,而我并不相信这是叶修的信口胡言,这并非是我的盲目崇拜,而是出于我对叶修战略眼光的充分肯定。

从《乞》中陶轩对土木与互联网二者的高见,对吸金能力而非自身魅力的注视,老师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出身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市民阶层的凡人,自以为抓住了发展趋势、时代潮流,已被纯利欲与资本主义思想裹挟还浑然不觉,只能称之为“还保留一丝基本的人性与理智,而更多地已失去赤子之心与追寻梦想的能力”的路人甲,可有的社会螺丝钉又可无的下水道蟑螂,“趋之若鹜”一词中的鹜,(允许我借此表示极度的不屑与鄙夷,我对其有积年的怨气)。

陶轩自然是希望在叶修不出面接广告的情况下包揽冠军,然而叶修不能、也不允许自己这么做。因为二人的出发点不同,并非是对是否追求所谓高洁之士避而讳言的“利益”的冲突,而是对追求短平快的即时利益或是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的冲突。《乞》中一再强调,陶轩终究是个商人而非选手,置身事外诚然给予他一个冷静分析与规划的机会,可惜的是,陶轩本人(相较于叶修与吴雪峰等)可谓卑贱的出身令他根本无从接触上层意识、培养大局观与战略眼光,或是学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理。面对叶修在顾及全联盟发展时的隐忍与退让,陶轩无能理解、也不想理解,冒着断送联盟未来的危险大举捞金,譬如在苏沐橙撞新秀墙的艰难时刻保持商业开发力度以压榨价值,以至埋下祸根;而又贪得无厌、舍本逐末,在叶修的商业价值得不到实现之时舍弃了他,以致最终一败涂地。

由此也反衬出叶修的深谋远虑与顾全大局,(这从一般前辈都只舍得指点自家队员,而叶修从不吝于提携全联盟任何有上进心的新人中可得见),因此我认为,一个拥有出色战略眼光与手腕的叶修,对整个联盟的未来发展是站在了游戏公司官方、电竞总局乃至整个ZF文化部的角度,当局而清,比联盟发展史上的各位所谓操作牛逼的神级选手、机变百出的战术大师更为重要,可称为是联盟真正的缔造者与引导者(之一)。

三,关于叶修放弃嘉世

首先,退役并不是叶修的主动选择,而是迫不得已,是面对当时队内矛盾高潮迭起、局势箭在弦上不绝如缕的危困所不得不做的退让。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孟子·梁惠王下15》)面对外敌胁迫,周太王放弃了自己的君位和封地,和平交接政权以求保全人民。同样,在队内矛盾已彻底不可调和之时,叶修无力回天,与其“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继续“挂职”、徒增自己的存在对嘉世的负面影响,他选择了以身去职、杀身成仁。

这不是逆来顺受、自我放逐,而是他在面临战队成绩不断下滑、即将玉石俱焚的危殆时,通过剥离自己这一矛盾中心,以求缓和队内冲突,令嘉世成为一个单体或许不再突出、内部却更加“和谐”的团队。这种牺牲是基于他对嘉世始终不变的期待。“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叶修始终是将战队与俱乐部的全局利益放在第一顺位进行考量的。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古诗十九首·其一》)本诗作为“五言之冠冕”(刘勰《文心雕龙》)的第一首,所叙写的妻子在被丈夫抛弃后并未自伤身世,反而寄予前夫多多保重身体的祝愿,因而被誉为“哀而不伤”、超脱小我之爱的典范。同理,退役这一条路对叶修而言极不公平,但他主动选择得潇洒从容,乃至冷血苛刻。他的自我牺牲太过仁道、太过圣人化,已经到达了黄钟大吕、大音希声的高妙境界,为凡人所意不能及、力不能逮的圣王境界。

其次,退役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从陈果提议建立战队时叶修的犹豫可以看出,叶修所谓“从头再来”的设想原本只是重现散人的风采,尚未形成重组战队的明细构想。因此,在叶修离开嘉世之时,他作的是孤军奋战的准备,他对自己的未来尚未有一个成熟的安放。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下14》)根据历史记载,岐山的确是周族最终兴盛之地,但迁居岐山并不是周太王自身的设想,周族的成功是一个历史的选择。叶修将自己日渐艰难的处境看得分明,但他能在技术宅关榕飞都忍不住出声时忍痛回答“随时”,却没有在这个早已明朗的结局面前为自己早早谋求退路。

“在其位,谋其事”,本着高度的敬业精神,叶修是不允许自己在任上产生另寻生机的杂念的。兴欣所带来的生机是一个历史的机遇,不是叶修离开嘉世时的既定选择。假设陶轩不发难,叶修为自己设定的是“效死勿去”的结局。这更为他的自我牺牲增添了破釜沉舟的悲情意味。

这里我想表达的是儒家一贯的思想,即尽人事而听天命,君子“强为善而已矣”,狡兔三窟或许能保得性命,尾生抱柱式的事奉不应该是一个患得患失的凡人的思维。“唯君子能爱人”,有意识的毫无杂质、忠贞无二是唯有君子才能达到的境界。

“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20.1》)
史载,成汤灭夏,大旱五年。成汤在空桑之地亲自献身祭祀,焚烧自己以向上天祈雨,请上天降灾于己,以免除百姓的灾祸。

他的心中常怀仁慈,爱他的子民胜于爱他自己。献身似乎是他的本能,他将自己的骨血揉散、灵魂撕碎,深浸于土地每一角落妥帖安藏,直至与俗世浑然一体。“痛苦会过去,美会留下。”今宵我们的凡眼将暂时寻不见他的身形,因为明日他将在他的王土上、从他的臣民间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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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二:个人心性]

一,慎独自守

毫无疑问,叶修始终是孤独的。他的光辉成就是为人所可见的,而他在忧愁困苦之下的自我修养与操守是为人所不可见的。这不仅仅是指他在网吧储物间里的甘之如饴,更是指他光风霁月、沉静明达的内在修为。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礼记·中庸》)根据朱子的解释,任何事物都有一以贯之的正道存在,因此即使自己处在“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世间的正义也是弥漫于此的。因而君子更需要谨慎自己的言行,克服人的粗鄙本性,不能因他人的不知而放纵自己,疏于自我修养。
对于一个普遍年轻化又平民化的圈子,出身不凡又具备精英化教育的叶修无异是一个来自更高次元的存在。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其十五》)连苏沐橙也承认有时看不穿叶修,职业圈这样一个环境实质上也就是一个“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了。然而叶修并未因此而放纵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他的言行依然秉持着和而不同、见利思义的君子之风,他的教化依然贯彻着礼刑并用、宽猛相济的原则,他的目光依然包含着爱育黎首、化被草木的情怀。“恬澹无人见,年年长自清”(储光羲《咏山泉》),“正缘在野有幽色,肯为无人减妙香?”(杨万里《野菊》),这种慎独正是叶修对天道与正义的敬畏,对自己所受的教育的尊重,对自身高洁品行的执着求索。

无关乎是否被欣赏、被理解,无关乎是否遭到奚落、误解,这是一种对良知进退取舍的自我砥砺、自我修养和自我约束。从这一方面讲,叶修自始至终都站在为他人所不能及的高地上,他是任何人都无法并肩的道德守望者。

二,众生平等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黄巢《题菊花》)起义领袖黄巢借菊花表达了对对处于社会与权力边缘的农民的歌颂。
从十余年前离家为始,叶修就从远离世俗的象牙塔进入了一个光怪陆离、冷暖无常的真实世界,在这里,叶修看到了苏家兄妹等底层人民的生存抗争,看到了电子竞技作为一条为正统所不容的蹊径的无限潜力,也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事与悲欢。

夏商周三代的上古贵族大凡也有一个平民出身的先祖,王侯将相不是天生就高人一等。作为开国将军的后人,叶修显然具有一种与民亲善的品性,一种“以万物为刍狗”的同归感,这是他对平民生活与世俗娱乐抱有十分宽容的接纳心态的心理缘起。

“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不务正业的说法”(《千秋》)对于电竞选手这一职业也是如此,来自以叶修的家庭为典型的上层社会与传统思想的蔑视与奚落,以X少与X少为代表的新兴“成功人士”的鄙夷与嘲弄,都没有动摇叶修对自身职业的信心。若是在摩西五经的时代,这样的信心足以令耶和华动容。正因为对职业有所热爱、有所付出,所以“浪费人才”而无所愧怍,所以常养“浩然之气”;正因为对平民众生有所感念、有所矜悯,所以甘于从事“游食末技”,所以“泛爱无别”,对各人不同的价值取向均予以理解。

面对客观存在的物质差距、伦理差距与客观存在的精神需求、文化潮流,叶修没有拘泥于老牌贵族的保守品味,而是勇于与民共舞,甚至为民领舞,这不可谓不是一种对万物万民“故园松桂发,万里共清辉”(杜甫《月圆》)的美好愿景的充分尊重与体谅,对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袁枚《苔》)的身居下寮、异种仍不甘沉寂的兼爱、博爱,对一切异质性、可能性与多样性的平等对待与慷慨施与。

三,化物无形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史记·高祖本纪》)
“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史记·太史公自序》)

叶修的低调为人,一方面是家庭原因而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另一方面却也是他天生秉性的自然流露。全面而顶尖的操作与朴实无华的打法,积淀深厚信手拈来的战术素养与将计就计的战术风格,赛场上的风华绝艳摄人心魄与场下的深居简出箪食瓢饮,塑造了一个虚幻大于真实、疏离多于亲善的神秘形象,一个供人瞻仰、歌颂、崇拜的宗教意义上的“偶像”。这种恍若隔世的观感,既给叶修的声势增添了一种不可亵渎的神圣感,同时也为他本人创造了一个与世无交、进退自如的尺度,令他更多地像是一个“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侠客行》)的飘然来去的世外高人。

“昔伊尹、傅说、吕望之徒,起于胥靡、耕钓,以辅相商、周之主,终其身无复隐处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欧阳公位登两府,际遇不为不隆矣;今读其“思颍”之诗、“归田”之录,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归有光《遂初堂记》)

自古以来,入世建立功业与出世追求自由始终是一对矛盾体。试图以出世之身谋入世之事的人,譬如孔门首徒颜渊,终身不仕而沉迷于“不仕无义”的孔学,最终因思虑过度而早逝。连太公望要实现治国抱负也只得放下钓竿,说明出入二者兼顾对主体的能力水平有着极高的要求。

“世不为汉臣”的留侯张良似乎是一个绝妙的范例,他终身保持着对战局和朝政的深刻洞察力和仅次于刘邦本人的支配力与话语权,却又维持着高度的神秘感与众人眼中孤高遁世的隐士形象。身怀翻天覆地的巨大能量而与世俗保持相当的距离感,游刃有余进退自如,无疑是强化震慑力而又自我解脱的极高明手段。

叶修也正是如此,长达八年的镜头之外没有削弱他足以“统一神之领域”(原文)的巨大影响力,没有动摇他“荣耀第一人”的至高地位。这种虚无缥缈的形象反而淡化了叶修作为“人”所不可避免的性格喜好对“神迹”的个性化,而将其模糊为一个机械脸的、具有普遍统摄力的抽象概念,从而对职业圈乃至整个游戏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支配力。

高调做事与低调做人的完美结合,使得叶修本人更多地符号化,无限逼近神话层级,成为处于上层天空的以太,弥散在黑暗中的不可视但质量非常的暗物质,在无形中感应万物、号令万民的神明。

“神人无功,达人无迹。张子房元机孤映,清识独流。践若发机,应同急箭;优游澹泊,神交太虚,非诸人所及也。”(朱敬则《隋高祖论》)对于叶修也正可以如此形容。

四,主体觉悟

“鸂鶒滩头风浪晚。雾重烟轻,不见来时伴。”(欧阳修《蝶恋花》)一位采莲女在风浪中与同伴走散,她发现了自己的特别之处,觉醒到自己的美是与众不同的,并由此产生了一些全新的心绪。

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两千多年前,印度北部富饶美丽的迦毗罗卫国有一位王子,他在思索生命本质与人生根本意义等问题后,毅然放弃了浮华的宫廷生活,选择离开王宫去寻求大彻大悟的终极智慧。这位王子名叫乔达摩·悉达多,一般我们称他为释迦摩尼或者佛陀。

对命运的思索与反抗,并不能与不走寻常路就此划上等号。陶轩选择了投资电竞战队,苏沐橙选择放弃大学接受沐雨橙风,唐柔选择鸽了钢琴当网吧小妹…….一个人的人生选项原本就十分杂芜,水往低处流,单纯的出人意料之举不是发现有利可图,就是情感占了上风。

要将所谓的明道,或是觉悟,从各种同样不那么一般的世俗化选择中区分出来,要看到它的主体自觉性。对于叶修和吴雪峰等人而言,脱离原本的通衢大道并不是一件十分有利的事情。比起率性而为、浑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意气,他们显然意识到自己“拥有了‘思考’的能力”,即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科普:这个真的不属于唯心主义论点)。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费尔巴哈提纲》)认可自己与众不同的价值,吴雪峰同样做到了,但他最终败给了现实,败给了自己的思维惯性,浪子回头去做个“像话”的乖孩子。与他不同,家庭背景更为强硬的叶修贯彻了对自己与众不同的价值的判定,从而充分发挥了自己在一个特殊小众领域的天赋才能。这是他在意识到自己原本的优势资源将离他远去后作出的权衡与决意,而非趋利避害的本能或是纯粹对某事物的热情。

这一自觉性贯穿了叶修的整个荣耀生涯,包括但不限于隐藏真实名字与出身、第十赛季退役回家。他始终没有放松对自己身份的警惕,对自己家庭的责任感。感性认识的终点是理性认识,叶修不仅是用爱发电,更是用理性发电,用悟性发电。这种对自身命运走向的明确把握与自觉意识,决定了他的人生选择与旁人在本质上的相异点。

叶修在十五岁时对自我存在意义的反思与觉悟,令他全然清醒(而非如叶秋的为出走而出走)地踏上了前往杭州的火车。从这一层面上,叶修对自我价值的体认,在极小时候便达到了一个常人一生都难以企及的高度与深度。在摒除一切世俗功利因素与情感波动因素对自我判断的干扰后,叶修将自己从随性而行、流于本能的泥淖中濯身而出。

“我虽然为自己作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以肉身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约翰福音8:14》)

叶修用自己对“自我”这一存在的本质含义的深钩广索,对自我认知能力的自觉运用,对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他自己”的根源的反躬自问,展现了一个明道觉悟之人的思考。

五,神人同性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今本《竹书纪年》)

借这一极端事例,我想说明的是,无论是东方的“圣贤”还是西方的“神灵”,本质上都是人类对人性中美好品质的肯定与追求,对丑陋本能的否定与批驳。我们需要升华一个真善美的、德才兼备的完人形象,需要寄托对一切道德美质与崇高理想的执念,于是有了所谓的宗教与神话。

由于这一产生根源,实际上所有神话人物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人性色彩,或美善或丑恶,这是人类造神活动所残存的人性的印痕。

耶和华为自己用洪水惩罚人类过重而产生悔意,于是与人类以天际彩虹作为永不再犯的誓约见证;真主因穆罕默德的求情而产生包容,于是允许将信徒的礼拜次数由一日五十次减轻至一日五次;莲花生为求斗法胜利而意图堵塞大河:虞舜为权欲囚禁唐尧,夏禹因嫉妒诛防风氏;孔子曾武断责骂颜回“偷粥”,朱子为维护封建礼制杀农民起义领袖一十八人…….自古至今,神性从不是纯净无瑕的白璧,反而往往存在着深浅明暗的人性斑痕,那是它们从人类岩山中被挖掘开凿而出的见证。

唯有古希腊神话做得很好,它大方承认了神与人在本性上的同源,神性是人性的提纯与精炼,人性是神性的母液与原石;认可神性正是在认可人的觉醒,歌颂神迹正是在歌颂人的创造,我们讲述神话传说以彰显人的瑰丽想象。

因此,不必因看到叶修那些看似不够“庄重”、太过“贴近凡人”的言行而产生责备,进而动摇信心。他近乎无底线地任嘉世排挤伤害,是他的隐忍与笃爱;他坠入故人长别的噩梦,是他的深情与伤逝;他不修边幅日生活简约,是他的洒脱和质朴;他直言不讳嘴皮利索,是他的坦荡与透辟;他为苏沐橙被陶轩刁难而怒,是他的慈爱与守护;他否认了利用唐柔的好胜心挽留战力,是他的信义与有节。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19.9》)
“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吕氏春秋·仲春纪》)
“虎狼杀人,乌苍从上,螾蛾从下聚之。六者异类,然同时俱至者,何也?所欲同也。由是观之,有人之名,则同人之情耳。”(《鹖冠子·王鈇》)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9.11》)叶修的一切真情流露,都是他有血有肉地“活着”的铁证。他同样有所爱憎,有所忌讳,有所愧疚,有所偏颇,并不是一座不染尘埃天衣无缝的高居神龛的塑像。

正因如此,他在这世上所显现的一切神性、所行的一切神迹,不是教堂花窗上冰冷的圣母面目,不是由文字码砌而成的美妙幻像,而是我们——为人类社会的一切苦难、不公、卑微、罪恶而感到幽微的悲伤的一芥尘埃——对理想国度的一切纯真、和谐、高洁、仁爱的追求,在花窗上或是手机屏上的投影。

神人同性在此总结两层内涵:

一是指,叶修首先是一个有体温的血肉之躯,一个具备完善喜怒哀乐一切人类正常情感和生活元素(甚至还有个双胞胎弟弟)——即人性——的人类;在此基础上,他才是一个以常人所望之莫及的先天禀赋与后天修行,历劫诸般洗礼并羽化出圣洁安定的道德美质——即神性——的理想化模型,人性泥淖中宛然而出的一枝清莲。

爱因斯坦曾这样评论圣雄甘地:“后世的子孙也许很难相信,世上竟然真的活生生出现过这样的人物。”对于在人间行走的圣者,均可以适用这一评价。

二是指,我等凡俗之人对叶修一切神性与神迹的崇拜,本质上是对人性中美好品质的肯定与追求,对丑陋本能的否定与批驳。我们对叶修一切神性与神迹的迷恋,本质上是我们对自身价值取向与审美能力的自我完善,对自身性格缺漏与思想阴暗面的返鉴自照。

从这一意义上,叶修个人的容貌、年龄、性别、生活习惯与爱好,乃至“叶修”这一名字,都只是一层仪式化、象征性的人形幕布,是暂时安于人间以存放摩西十诫的约柜。

在其之下,我们将看到的,既是我们自身美丽且丑陋的面影,又是我们自我观照、自我欣赏、自我进化、自我救赎的觉悟行为的剪影,是神性与人性相互攻伐、彼此淘汰、共荣共损、并蒂双生的一场悲喜剧般的崇高的幻影。


2018-06-21 02:54:31 【多晶蛋白石】 请问杂谈小号在哪里?【期待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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